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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琳 特约撰稿人刘超
4月30日，在上海淮海中路、兴国路路口的一家风格典雅的咖啡馆内，伴随咖啡的香味，记者有幸在上海市工商联收藏俱乐部理事长刘超的介绍下与这位名震一时的海外著名收藏家和古玩商人，同时也是现在上海市工商联收藏俱乐部顾问的张老先生有了一次近距离的交流，听老先生激情万分地讲述了他古玩一生的传奇故事和宝物“御制古稀说”的由来。
5000港币赚取第一个5万
1957年初张宗儒到香港探望母亲并留在了香港和兄长张宗宪从事古玩生意。1960年，一位法国子爵在他们的古玩店里买古董，并在他去送货的时候对他说：“我看到你就觉得有缘分，我现在在香港做家庭装修生意，但我很喜欢中国的古董，不知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合作开店呢？”
“但我只有5000元”年轻的张宗儒很直接的回答法国人。法国人立即说：“没有关系，我有钱，你帮我做就行，股份嘛，大家一半一半。”就这样，两人很快就在当时香港著名的半岛酒店（相当于上海的金茂凯悦大酒店）内租了一个店铺，因为法国人和半岛酒店的经理是老朋友，所以店面的位置又好，价格又便宜，。当时，他和法国人一共凑了15000元港币，他5000元，法国人10000元，店也没有怎么装修，就几个柜子，挂几张画。
然后两人就开始到往日从张宗儒手里买过东西的古玩商人那里去收货，依靠往日的情面，这些老板都在原来买价的基础上略微加了一点就将货物卖给了他们，并答应按月分期付款的方式赊帐给张宗儒。张宗儒边回忆边无不感叹地告诉笔者说：“哎，从前的人真的是心平。”就这样，他和法国人用15000元就拖回去了15万元的货，第一个月就做了近5万港币的生意，没过多久就赚了10万元。
10万变500万
张宗儒继续回忆：“一个人的运气说来就真的来了。”1963年，他揣着赚来的10万港币前往北京，并找到当时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一位赵姓经理：“我是上海张仲英的儿子，想和您做生意。”赵经理问道：“年轻人，那你想买多少钱的货物呀？带了多少钱呢？”
手里只有10万元的张宗儒心中虽有点忐忑，但生意人的精明让他不动声色地对赵经理说：“你给我什么优惠呢？价格如果便宜一点，我就多买一点。”赵经理说：“我们这里的价格都是固定好的，没有减价，这样吧，你买50万，我们给你打9.5折，如果你买100万，那就给你打9折。”张宗儒心中暗暗一算，窃喜：那就是说100万可以买110万的货物。当即他就打好了精算盘并开始在进出口工艺品公司的仓库里点货。
张宗儒连连感叹：“那个时候货真便宜呀，像花鼓凳当时就200元一对，所以我当时一买就是几十对。”不知不觉，他点了整整一大园子的货，恰好100万。精明的张宗儒开始与赵经理周旋着说：“赵经理呀，你看这么大一园子货，您可要帮我一个忙哦。”
原本还对张宗儒如此年轻就有这么大魄力和财力买100万货抱怀疑态度的赵经理心中一惊，担心地问张宗儒：“你这个小青年买100万的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我帮什么忙呢？”张宗儒说：“这么大一园子货，我香港没有这么大地方放呀？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每个月给您开10万元外汇，您收到钱后每个月给我发10万元的货。”为了消除赵的疑虑张宗儒立即支付了他仅有的10万元。
就这样，张宗儒仅用10万元就订购到了110万元的货物。当这10万元的货物（共30箱）到达香港后，仅开了3箱货，张宗儒和法国人就赚了20万。如此，每个月他都按时把10万元汇至北京，连续寄了5个月之后，张宗儒又去了北京。而此时赵经理的货价已经涨了20%，于是张宗儒立刻按照前面的方式又购买了100万的货。不到1年，第二个100万货还没有装完，赵经理的价格与当初第一批100万货的时候相比涨了3倍，等于100万货其实要花300万去买。然而恰恰由于张宗儒的精明，巧妙地利用了类似如今银行分期付款的方式抢得了宝贵的时间差。因为，双方合同都已签好，即使赵的货在后面涨得再高对于早已订货的张宗儒来说也毫不影响。就这样张宗儒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用10万元拖走了近500万的货物，可以说是奇迹。1967年，当香港首富李嘉诚还只有50万港币资产的时候，张宗儒则已有500万港币的存款，另外还有10大箱的货。
父亲偶得六块“御制古稀说”瓷板
拥有如此的头脑和生意经，张宗儒着实让人惊叹。不过生意归生意，由于家族的耳濡目染，张宗儒对古董极为喜欢并研究颇深。话到此，张宗儒逐渐谈到了他所珍爱的藏品六块乾隆帝的“御制古稀说”瓷板。
话题首先是从张家开古玩店开始。说起往事，年逾古稀的张先生精神焕发：“1912年，14岁的父亲张仲英在当时上海的交通路55号[聚珍斋]古玩店学生意。2年后，店主夫妻因抽鸦片而败光了家产，所以把店盘给了我的祖父——金石家张楫如。随后，祖父把[聚珍斋]店铺迁到了昭通路55号，但仍沿用原名。从此，父亲以‘搞古玩为业，以搞古玩为乐’。”
张宗儒回忆：当时经常到他们店里来与父亲交流古董的有北京的孙瀛洲（孙洪崎的父亲）和耿绍真（耿宝昌的父亲）两位老先生和其他一些北方客人。1942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店铺外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北方人，是一位与张家经常做生意的古董商。进店后，看他气喘嘘嘘地样子，张仲英奉上一杯茶，让他息息再说。但是，客人却迫不及待地将扛来的一麻袋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六块瓷板，每块瓷板高59厘米，宽26厘米，瓷板为蓝底白字（隶书），其中一块打头的字为“御制古稀说”（隶书）。
“东西是老货，看样子应该出自宫内。”对古玩行当非常熟悉的父亲张仲英心中暗暗掂量了这六块瓷板的价值，当即就以一两黄金的价格收下了这六块瓷板。
当时的上海，社会贤达，海上闻人众多，闲暇之余，他们也喜欢用闲钱去买些古董以陶冶情操。上海纬纶纱厂的老板吴昆生就是这样一位收藏爱好者。而且，他买古董只认一家：就是张家的[聚珍斋]古玩店。那天，吴老板又来古玩店，张仲英先生向他推荐了当时刚收的古玩新货，而这六块记载着一代帝王乾隆皇帝功绩的“御制古稀说”瓷板当场被吴老板看中并买，但是，当时并没有谁认识到它其中的文物和历史价值。
何谓《古稀说》？据史书记载，原来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工部尚书彭元瑞做了一篇题为《古稀之九颂》的奏折，阿谀奉承乾隆，其中引用了唐朝大诗人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赞颂乾隆皇帝为“古稀天子”。乾隆帝十分欣赏，于是，他自己撰写了一篇《古稀说》，认为大清帝国之所以“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皆为自己之功绩。而这六块瓷板上的字，就是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御制《古稀说》的内容。
30年后瓷板
经苏富比之手重回张家
事过境迁，1948年，国内战事动乱，老板吴昆生把纱厂迁到了香港并在香港居家立业。1972年，吴昆生辞世了，其家人把他过去毕生心血收藏的古玩委托世界两大拍卖行之一的苏富比进行拍卖。这时，上海的张仲英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写信告诉已经在香港古玩界声誉鹊起的张宗儒：“吴家有好东西，过去都是从我们手里买的，你不要错过这次拍卖机会。”
所以，在1972年苏富比首次进军香港拍卖市场的那次拍卖会上，张宗儒如愿以偿，拍回了一些珍贵文物，其中就有1942年吴昆生从张家买走的那六块“御制古稀说”瓷板，成交价仅为2000港币。
古稀人终识《古稀说》
获此宝贝的张宗儒依然不知其真正价值。一直到2000年，张宗儒将其中两块瓷板委托上海国际拍卖行进行拍卖。上海国际拍卖行收下这两块瓷板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鉴定，发现这是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要代表文物。因此，张宗儒对瓷板的价值才有了新的认识，拍卖由此取消。之后，张宗儒对这些瓷板进行了深入研究。3年后，通过好友广东籍画家黎澳文取得了《古稀说》的全文，共653字：“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
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的确政绩显著，功勋赫赫，而就乾隆的长寿来说，“古稀”二字是当之无愧的。在古玩界玩了56年的古董的张宗儒经过研究判断这六块瓷板极为可能就是乾隆时期大内的珍品。第一，从瓷板质地判断当为清三代的东西；第二，瓷板上的字与《古稀说》完全吻合，原物应有12块，与《古稀说》全文可知，他手中的6块分别为原物的第一、三、四、八、九、十块；第三，66年前经验丰富的张仲英买下这些瓷板时也不会看走眼，再说，那时兵慌马乱的，谁有闲功夫去仿制那玩艺儿呢？
刘超也表示，他在2007年9月12日因邀参加上海豫园举办的《紫禁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赏玩展》上，就曾看到一组以《古稀说》为主题的玉玺（如图）。这组交龙纽方形玉玺分别为乾隆青玉“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均为当时乾隆帝作为《御制古稀说》的副章而下令刻制的，其特别之处就是：印台四面分别镌刻填金“古稀说”和 “八徵耄念之宝记”。今年三月，刘超去台湾访问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也看到了一组关于《古稀说》的玉玺。由此可见，六块“御制古稀说”瓷板的价值的确有值得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