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晓平 倪小林
“尽经济学家的天职”，张卓元教授年逾古稀还在身体力行这一人生信念。张卓元教授是经济学界的长者，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位之后依然活跃在研究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他近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特别是在他年逾六十之后，还连续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这些足以展现他尽天职的那份热情。
竭力承传师长风范
张卓元教授曾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他毕业后走进经济研究领域，不久就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师生情”，对于张卓元教授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颇为深远。他自己总结道，“我在经济学研究生涯中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位于北京市月坛北小街的一栋四层老房子二楼，我们如约来到了张卓元教授的办公室进行采访。经过张卓元教授办公室，在二楼中心位置座落着一个半身的雕塑像，那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塑像。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物价等问题的研究。孙冶方先生从1957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属于中科院。当时，张卓元教授只是一名年轻学者。
1959年，孙冶方先生组织经济所研究人员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要让张卓元教授参与写作。写这样的论著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也是大胆的举动。之后，在孙冶方先生研究经济学的有生之年中，张卓元教授成为孙冶方先生的重要助手。1975年，孙冶方先生获平反后，张卓元教授依然跟随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1977年，孙冶方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家为了整理挖掘孙冶方先生学术思想成果，经济所成立了专门小组，张卓元教授和吴敬琏教授一起协助孙冶方先生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稿。
孙冶方先生在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口授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为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孙冶方先生去世后，由一些领导同志和孙冶方的老战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科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张卓元教授后来成为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
承传师长学风，几乎成了张卓元教授毕生为之坚守的责任。在他担任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任所长期间，张卓元教授还担任了《经济研究》的主编工作，期间他力主推举年轻人的新作，以及那些有创意和新意的研究成果，这份杂志数十年来已举荐了众多青年经济学家的力作。由此，也足以彰显张卓元教授的人格魅力：秉承师长风范，言传身教且不辞辛劳地提携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研究人才。
默默奉献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张卓元教授从事经济研究已跨越了五十多个年头。他是广东梅县人，1954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7月调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93年12月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经济研究》主编。目前，他还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经济所研究员。
当今，经济学已成为显学，很多经济学家也成为显学中的佼佼者。尽管张卓元教授在这些年的研究生涯和经历足以让他进入这个“显学”舞台，并成为知名人物，但他没有。他依然很认真地做着自己的研究，默默无闻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咨询工作。也许，这反映了老一辈经济学家更崇尚务实的研究风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张卓元教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他应邀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时，有不少经济界知名人物参与了那次起草工作中。
张卓元教授回忆道，“当时我们一起参加起草报告的人几乎都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成员。像今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等。”
从那一次之后，张卓元教授又多次应邀参加过多起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但他多次参与起草重要报告工作的事情却至今仍鲜为人知，有人称他是一位低调的智囊人物，这个称谓很适合平易近人的张卓元教授。虽然目前张卓元教授已退位，但他依然保持了做人的本色。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张卓元教授就以极大热情投入道对改革问题的研究中。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很多文章，涉及经济发展、物价、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章已出版成册。
他介绍说：“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写的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三个方面：第一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第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是推进市场化价格改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一方面为孙冶方先生收集和整理资料，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研究当时已推开的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价格改革越来越深入时，当时对改革的速度与推进模式存在着很多不同看法。当年，张卓元教授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刘国光、戴园晨和陈东琪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中国经济改革要稳中求进。张卓元教授认为，这是他在研究经济改革中的一贯主张与观点。
后来，在经济界讨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时，张卓元教授始终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他认为：“只有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社会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张卓元教授经常是明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例如，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至于企业改革如何改及改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一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国有企业改革议题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上都有过激烈争论。
当时，张卓元教授就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改革中虽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绝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改革简单概括为时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他指出，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表明，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不容否认。
在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张卓元教授也发表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另外，他还花费大量心血撰写了很多报告和参考文献，这些研究成果迄今还没有问世。
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研究工作，他很动情地说：“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采访张卓元教授结束后，在离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时，我们又从孙冶方先生铜像前走过。此刻，老一代经济学家尽天职、报效国家的精神，让我们再次体味道了其中的人生含义，感受道了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