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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汶川大地震是中国1949年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汶川地震重灾区的范围已经超过10万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说，根据现有资料初步计算，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1300亿元至1500亿元人民币。
随着大城市增多、人口日益密集，资产和财产密度增大，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生命和财产威胁也越来越大，而要想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测研究无疑是首选。
从上次的雪灾到这次的汶川地震，都让我们看到预测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上次雪灾中，气象部门之所以未能提前作出预测，原因是我国的天气雷达、地面气象站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布设得更多一些，而山区的监测设备少，难以根据当地气象要素做出更为精细的预报。这次灾害促使有关部门重新对天气雷达等气象预报设施进行布局。
而这次汶川县地震，竟然面临着与上次雪灾同样的问题：监测点少，而且，缺少电台等通讯工具。据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透露，“以前地震部门还有专门的电台，后来电话和手机普及之后，电台逐渐取消了。”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全部公众通信系统瘫痪，地震基层部门无法把信息传递出来，不可避免会造成救援延迟。因此，我们今后首先要在地震多发地带增加监测点。
监测点是加强预测准确性的必要条件。在唐山地震前，地震监测网就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有85个之多。像地震这种灾害，虽然有很大的预测难度，但并非不可预测。据报道，在唐山地震发生前，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但未引起地震局的重视。而距唐山市仅115公里被群山环抱的河北省青龙县，却在地震中躲过了劫难。因为当时的青龙县领导，对地震研究工作者的预测，给予了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群众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创下了人类灾难史上的一个奇迹——无一人死亡。
地震灾害并非不可预测。我国地震研究专家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通过对2000多年的地震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大地震往往在大旱之后。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而这一规律早在我国西周时候就已经发现，当时伯阳父曰：“川竭，山必崩。三川竭，岐山崩。”我国地震研究者，据此成功预测了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准确性轰动了世界。
退一步说，即使地震是不可以预测的，其震前的反常征兆也可作为我们提前做好预防的重要参照。据《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实际上，目前世界凡是研究地震预测的专门机构，都将震前的一些异常现象作为重要的参照）。
并且，地震前，河湖、井水水位一般都有急剧下降现象。而在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汶川境内的一些池塘水位也急剧下降，有一个池塘的水更是突然在两个小时内消失。有媒体把这则消息列入娱乐栏目进行了报道。当地震发生后，许多人才突然意识到，这些现象原来跟地震是有联系的。
除了专业研究机构的地震预测，对容易发生地震灾害区域的民众进行避震教育也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一些民众在地震发生后，由于懂得相关常识，及时避开了灾难。
鉴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日益频繁，我们应该加大对灾害预测的研究投入，提高预测的准确率，为规避风险争取宝贵的时间。同时，也应该加快对规避自然灾害相关常识的普及，使人们在灾害到来时，能够利用相关知识及时自救，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减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