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

　　将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与民风习俗、政治结构联系起来的说法早已有之。好比王勃恭维阎伯屿，不说都督贤德，只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又据说乾隆某次微服私访受了气，却不清查当地吏治，只说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元末明初大学者叶子奇在其《草木子·钩玄篇》说的更绝，“夷狄华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风气异也。状貌不同者，由土气异也。土美则人美，土恶则人恶，是谓风土”。

　　不但东方世界讲究综合的文人有此印象，西方世界注重分析的学者亦有类似结论。美籍犹太社会史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发挥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出过的观点，认为东方世界水患的盛行以及治水的艰巨性，形成了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的特殊需求，而技术需求的高度集中又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

　　比较而言，经济学家在强调自然条件的作用时更为谨慎。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提醒同行们注意初始禀赋地理分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不忘一再申辩其无意否认制度的重要性。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则提挈出“自然条件通过选择制度而影响长期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路径——自然条件较好、水土不服所致的死亡率较低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更能够移植宗主国的制度因而长期能发展得更好，相反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以及南美等地的自然条件排除了殖民者作长期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因此除了殖民者大肆掠夺之后留下的秃山和矿坑，一无所获。

　　既然学者们言之凿凿，不妨按照这一思路审视一番日本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其风俗习惯或民族性之关系。日本列岛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相接触的地带，由两大板块碰撞而成。地质构造上属于亚洲陆缘岛弧海沟体系的一部分，其地表火山广布、地震频繁。日本陆地面积仅为世界陆地面积的0.25％，但其活火山数量占到世界活火山总数的7％，而据日本2007年《防灾白书》披露，1997年至2006年期间，全世界里氏6级以上地震有20.7％发生在日本，可谓灾害频仍。不仅如此，由于四面环海，日本每年夏秋之际还会受到暴雨、台风的袭击，每年平均有10.8个台风会靠近日本本土，平均有2.6个会登陆。其他海啸（往往伴随地震而发生）、暴雪、洪水、泥石流等灾害也常有发生。尽管现在日本关于灾害的预报、抵御和救援的技术已较为先进，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自然灾害严重是日本自然地理条件的第一大特征。

　　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对正常秩序的严重破坏，危急情况下，对秩序的维护往往是应对灾害并为整个群体争取到更大安全或存活机会的最优选择。因此具有抗灾气质的社会更容易接受和传承等级制度，讲究“各安其位”，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秩序，这无非是最大化安全目标的长期演化的结果。设想着火的单门房屋里有两个人，如果他们同时选择出门，那么会因为拥挤而谁都无法逃出。如果他们一味相互推让或者临时采取某种非常复杂的决定出门顺序的方法，也会因为贻误时机而双双受害。唯有一种等级的默契，无须明言即可按自己的位置而先后行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逃生。性别和长幼无疑是划分等级的最显著的标志。笔者在本栏此前的文章中已提及，日本讲究等级和秩序的观念是由家庭内部向学校、公司等社群延伸而出，现在看来这种根植于社会深处的行为定势，与抗灾或有莫大的干系。

　　自然灾害对日本人处事态度也有深刻影响。日本人非常在意“名誉”或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坚决避免可能会招致“羞耻”的举止。60年前，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过“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的事情，笔者一位朋友前些时候在日本医院分娩的见闻恰好印证了此论。据说日本妇女竟能全然忍住剧烈的疼痛保持沉默，以致医生对其他国家女子的叫喊颇感惊讶。这种在意他人看法的行为也可以从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中发现端倪。板坂元在介绍日本房屋特点时提到，为了避免或减少灾害带来的房屋倒塌对居住者造成致命伤害，日本房屋大都是木盖纸糊，非常简单。因为日本人从心理上总觉得人对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只把房屋看成人生临时居所，因此建筑得轻便简单。笔者在日本居住了近一年，去多位日本朋友家做客。确如板坂元所言，日本住房材料极为轻薄，以致“不敢高声语，恐惊墙外人”的感觉非常强烈。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产生小心在意“他人对自己看法”的情绪，行为出发点往往不是内心基于反思的准则，而是外在于本心的他人的看法。

　　自然条件造就了日本的集团性气质。澳大利亚学者G·克拉克曾用集团性来归纳他对日本人特性的看法，亦即弱化个人突出集体的心理和行为定势。用抗灾观点来解释，集团性气质与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谈到的“面对灾害时的全民同在意识”有关。日本国土狭小，一地出现大地震全国多处都有震感，加之地无分南北均有挨震受灾的可能，所以抗灾并非一家一姓之事，而是一方乃至全民之事，因之特别强调以群体为单位来认知和应对灾难。长此以往，形成缩小个人放大集体的习惯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仅用自然条件来解释国家或文明的发展，冒着巨大的风险，经济学家慎言于此也是因为，如果把自然禀赋及其分布视为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那么面对着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基本不变的自然格局，那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岂非遭遇了永恒的诅咒？无论是智识还是良知都让学者们不能或不甘接受这样的结论。本文所述的日本的情况恰恰表明，其自然条件所限定下的习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些核心的要素迄今尚无颠覆性的改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其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

　　日本何以可能？留待后文探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