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25日，汶川大地震发生10多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已有20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兴阶层。以浙江为例，截至5月24日中午，该省捐款23亿元中多数来自民营企业家。

　　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受益阶层之一，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兴阶层也越来越多地回馈社会。但从抗震救灾的角度来说，在灾难发生第一时间搜救幸存者、救治伤员、转移受灾群众只是抗震救灾的第一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引人思考的是，在灾后重建阶段，新兴阶层除了捐款之外，还能为受灾群众做些什么呢？

　　民营企业成捐款大户

　　尽管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净利润与国有大型企业、跨国公司无法相比，但从捐款捐物的热情来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毫不逊色。

　　张祥青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旗下的荣程钢铁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了1000万元之后，日前再度宣布捐款1亿元。张祥青在唐山大地震时失去了父母，他从一名地震孤儿成长为中国知名企业家，曾得到社会各界帮助。张祥青认为，为灾区捐款就是回馈社会的一种表现。

　　位于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的浙江阿祥集团，在今年初的特大冰雪灾害中损失惨重，下属新祥铝业和阿祥亚麻两家企业共倒塌厂房8万多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1.1亿元。5月13日，在这家民营企业紧急召开的会议上，董事长潘阿祥当场决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300万元人民币，同时捐助2万件自产的服装。

　　浙商在汶川地震的主震区一带也有大量投资。事实上，在川浙江企业在这次地震中本身的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已接近200亿元。尽管如此，在川浙商捐款捐物目前已超过5000万元。

　　广东加多宝集团是王老吉的生产厂家，作为一家急需现金流的快速消费品企业，也宣布捐款1亿元。

　　荣程钢铁和加多宝集团这两家民营企业的捐款数额超过许多资产数千亿元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于这种现象，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认为：“民营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已有回馈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责任心。我相信，新兴阶层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慈善家。”

　　“就业移民”意义非凡

　　对大多数中小企业主来说，他们对灾区人民的帮助体现在捐款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为受灾民众贡献力量。给受灾民众提供工作机会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5月23日，杭州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张玲中订好了26日飞往成都的机票，到成都和绵阳去接20名当地旅行社的导游，请他们来杭州工作。这20位导游因当前震区旅游业停滞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首批20位来浙导游已经确定，他们主要来自成都和绵阳的两家旅行社。杭州方面为他们安排好了床位，免费供他们使用。这些导游到杭州后，将享受杭州国际旅行社导游同等待遇，每月可以领到比他们在四川更高的基本工资，所有带团津贴也将严格按照杭州国际旅行社目前在职导游的标准发放，对表现优异的导游，旅行社还有额外奖励。另外，杭州国际旅行社对工作期限不予限制，来自灾区的导游可以一直工作到四川当地旅游业恢复正常，并自愿离开。

　　福建清福茶叶社是一家只有10多名固定工人的小型民营企业，这家企业的老板林云斌了解到四川发生地震后，立刻想到要为受灾群众做点什么，他开始想到的是捐款，但林云斌发现，区区数万元的捐款未必能给灾民带来什么直接帮助，所以他决定到灾区招聘职工。他告诉记者，“等形势比较平稳之后，我打算去地震灾区招10多个工人，我的想法是最好夫妻带着孩子一起过来，我给他们提供住房，联系好学校，吃住都在我这边，他们到我这边，哪怕我不赚钱也不能亏待他们。”

　　四川浙江商会会长唐金根告诉记者，“给受灾群众提供就业机会确实也很重要，所以我发出倡议，让在川浙商招聘员工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受灾群众。”

　　吴思远是上海一家企业咨询公司的总经理，他打算把公司中一些受灾群众能胜任的工作都拿出来，他认为，“就业移民”意义非凡，但和普通的招聘行为不同，招聘受灾群众主要是公益性的，所以最好把职工的家属和子女都安置在就业地。

　　唐金根认为，为灾后重建做贡献的机会很多，而且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他告诉记者：“以建筑与房地产企业为例，可以以多种方式为灾区重建做贡献。每种方式企业要付出的成本不同，想献爱心的企业可以量力而为。”

　　许明如是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最近几天都活跃在灾区一线，他是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告诉记者：“如果政策允许，我想收养一个地震孤儿，让他过上不错的日子，受很好的教育；如果政策不允许，让我当地震孤儿的干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