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人民币在欧美不断抱怨和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的双重压力之下不断升值，累计升幅达到6.87%。今年，由于通胀压力的上升，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升幅加大。仅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幅度就达到了4.2%，目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已经“破七”，而且预计人民币还会进一步升值。但是，通胀压力在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的过程中未有下降，今年第一季度CPI涨幅达到8%。有人认为升值的效应尚未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升值幅度进一步提高，抑制通胀压力的效应可能就会逐渐明显。

　　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并未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也没有具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来支撑肯定与否定的观点。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确是能够产生抑制作用的。通常，货币升值对国内物价产生影响的途径有两条：其中一条是影响成本的路径，即人民币升值——国内进口商品价格水平下降——与进口商品处于竞争地位的同类商品或以进口为原材料的商品价格下降——国内消费价格水平下降；另外一条是影响需求的路径，即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供给下降——货币供应量收缩——国内消费价格水平下降。但是，两条路径的传导是否顺畅决定了人民币升值能否有效抑制通胀压力以及这一效应的强弱。

　　另外,通胀压力的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抑制通胀压力。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是输入型加成本推动。输入主要源于两条途径，一是进口的原材料和资源性商品大幅度涨价，直接将外部的通货膨胀引入，另一条是国际收支大幅度顺差，将国际上过剩的货币输入，最后变成我们新增的外汇储备，引起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加，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从目前看，人民币升值影响物价的两条路径的传导都不太畅通。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一条路径。假设国内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受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但是如果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商品占比重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那么这些商品价格能否在人民币升值下变得更便宜就变得十分重要。从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看，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类商品占据较大的比例，而消费品占比偏低，这一结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带来国内进口商品价格的明显下跌。因为自2001年美元持续贬值以来国际资源型商品一直呈大幅度涨价之势，与商品价格上涨幅度相比，人民币在2007年升值了6%，2008年头三个月升值了4.2%，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商品的大幅度涨价不仅抵消了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而且还使国内以人民币计值的进口商品价格出现了不断上涨的局面，这反而成为中国国内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因此，除非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高，否则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进而抑制通胀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中国对资源性商品进口的价格需求弹性非常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类商品大幅度涨价所造成的国内物价上涨传递效应比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价格下降传递效应大得多，进而使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影响难以呈现。

　　我们再来看人民币升值影响价格第二条途径。第二条路径影响国内物价的前提条件是汇率升值能够缩减国际收支顺差。日本和德国曾经在1970-1980年代经历了持续的日元和马克汇率升值，但期间贸易顺差并没有缩小。就我国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减少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一直到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贸易顺差才开始明显下降，前三个月贸易顺差同比减少了50.2亿美元。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却增加了153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多增182亿美元，这说明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外资流入的速度在加快，整个国际收支顺差不降反增。因此，人民币升值即使减少了贸易顺差，也没有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量，升值影响价格的第二条路径也一样遇到了障碍。如果人民币升值没有能够减少整个国际收支顺差的规模，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就不会被打破，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存在，是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的根源。因此，在第二条路径通畅的前提没有满足的条件下，必然会对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流入中国的激励，特别是在美国仍未走出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出于风险规避的国际资本更偏爱新兴市场国家。这样，在国际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我国基础货币的供给的压力就成为一种奢望。

　　最近笔者与同事合作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国内物价变化的关系作了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也支持了我们所作的上述理论分析。因此，笔者对于将人民币升值用作抑制国内通胀压力的工具持保留意见。从抑制通胀的政策效率看，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最佳的选择。无论将通胀压力归结为结构性的原因，还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动型，都不应忘记通胀压力的源头是国内过度的货币供给，因此，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现阶段医治通胀压力的良药，绝不能因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而有所放松，也不应因害怕国内经济增速下降而有所犹豫。

　　此外，我们也不应忽略以下这一事实，即央行的冲销性干预的能力并未达到极限。无论我国存在多少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央行通过冲销性的干预使货币供应保持在了一定的可控制范围之内。尽管当前央行票据发行屡创新高和存款准备金率数次上调都凸显了冲销的难度，但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仍然存在空间。如果辅以其他政策抑制了资产泡沫的膨胀，有效地消除投机资金流入的动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人民币过分升值前成功地抑制通胀压力，避免人民币升值到高位后外资突然外流可能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的破坏性冲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