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苗燕

　　在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持续增长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报告前夜，该组织主席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29日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分别就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美国次贷危机的进展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地震不应使得央行既有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他同时预计，次贷危机后，美国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以约束金融机构更广泛的活动。这有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做法转而持有怀疑态度。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世界银行制订发展援助规划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球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政策建议。

　　上证报：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通胀压力，以及央行为此采取的从紧的货币政策？

　　迈克尔·斯彭斯：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最后都将把目标放在控制名义通胀上，结果就会使得本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控制通货膨胀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是短期的。

　　通货膨胀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我曾经问过欧洲央行的行长是怎么控制通货膨胀的？欧洲央行的行长说，我们必须要控制名义上的通货膨胀，要等一段的时间，价格的相应调整才会出现；与此同时，需要给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认为，在中国和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对一些人的亏损进行弥补，比如有条件的转移支付。这种补贴是要补给人而不是补给产品。我承认任何的补贴都是有扭曲效应的，但是对收入的补贴，比对产品的补贴的扭曲程度要小一些。

　　一般来讲，自然灾害会造成总的需求量下降。美国的“9·11”事件之后，总量的需求有了很大下降，当即就使得存在的通胀的压力减轻了。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央行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既有政策来做。因此，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我认为应该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仍然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房地产和股市中仍有潜在的泡沫。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正好是美国面临的问题的相反面。中国的储蓄太高了，美国的储蓄太低了。虽然我们知道美国的问题，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的挑战是很大的。

　　上证报：面对压力，中国急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您如何看待结构性调整？

　　迈克尔·斯彭斯：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讲，之所以要进行结构调整，就是要对相应价格调整做出回应，特别是劳动力的价格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要付出一个代价，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得不选择退出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而汇率的变化，就是压力的来源。从短期来讲，这可能会使得经济的增长放缓；但从长期来讲，汇率的上升，将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的水平被长期压制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出现失衡。比如说，会出现过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过多地依赖出口，会内需不足，经济不够多元化等。

　　上证报：美国次贷危机目前的发展进程如何？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迈克尔·斯彭斯：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也看到了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信贷系统的崩溃，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央行也做了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出手拯救快要倒闭的私营金融机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接下来做什么。整体来看，我们需要相当时间的过程来降低经济中的杠杆率，这个的结果就是美国经济增长会放缓。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块头相当大，因此会导致全球经济跟着放缓。现在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在美国要降低他们的债务水平，不会是一个短期内的事情。

　　尽管美国统计局4月份的数据显示，制成品数量的订单正在上升，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因为我们还没有感受到个人消费平衡表不断恶化所带来的全部影响。

　　再接下来，我们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既包括国内的层面也包括国际的层面，就是寻找这次次贷危机的原因。大家会讨论制定额外的规则，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预计新制定的规则在范围上会更广，说会规范更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力度上也会更强。而在这种规则出台以后，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市场完全自由经营”的思路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我觉得他们持有这种怀疑态度将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