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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三领域”看中国改革路径
    2008年06月02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本 力
      ——读黄宗智《经验与理论》

      ⊙本 力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40余年的黄宗智教授(Philip C. C. Huang),学术思想与马克思经济学颇有渊源,或可作为理解其学说的一条线索。另一位著名华人学者杜唯明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涵义是永存的,他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黄宗智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绝不止于问题意义上,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是他重要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也是向形式主义理论(在书中有时也表达为后现代主义)开炮的精神武器。

      然而,就这本《经验与理论》来看,黄先生的学术体系甚为开放。从这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马克思、斯密、韦伯、哈贝马斯、波拉尼等大师的经典理论共同成为黄先生中国经济研究的基准,不但超越了学派,更跨越了学科,而且进一步论证“今天的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了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而无视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因素。此外是人口问题,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再则是环境因素”。当前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被黄先生比喻为一条狭窄的道路,“不能包含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从黄先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以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文为代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深受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影响,尤其是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经济学格格不入。因此,一方面黄先生对新古典经济学多少还存在某种误解,另一方面更为开阔的理论视角和更为开放的学术姿态,使其呈现出极其出色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美感。

      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悖论正是黄先生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他不惜笔墨,在书中用了“中国研究的范式认识危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等诸多章节来阐明他的方法论、认识论立场。他认为清代的法律实践和前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既有道德性意识形态的一面,又有非常实际的一面,他称之为“实用道德主义”。而上个世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特殊的认识方法:“从实践的认识出发,提高的理论高度,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清代以来的社会治理变化使他提出了国家、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及其“集权的简约治理”,类似“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使中国出现了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民事判决和农村阶级斗争,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差异处都成为黄先生研究的重大问题。

      黄先生不但引用了河北宝坻、四川巴县的一手档案资料,在对官府档案和民间习惯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将“表达与实践”背离的观点抒发得淋漓尽致,而且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介于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及相应的非正式制度。虽然所关注的问题,瞿同祖、张仲礼等前贤皆有论及,不过黄宗智不但在抽象为一般上更进一步,在解释力的空间与时间上大大扩展,且更好地将其融入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验破除了西方社会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模式,有其全新的理论贡献。个人认为,《经验与理论》法制史部分最为精彩的是对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一个具体经验研究——“离婚法实践”,在政权从激进离婚立场态度上转变,在坚持共产党作风的前提下采取与实践的融合,兼容乡村惯习的调解传统,最终形成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马锡武模式”。

      唯一觉得遗憾的是,黄先生对新古典经济学还存在颇多误解。认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并不能抹杀其贡献。比如,在“第三领域”的问题上,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也提出,因为中国传统规范体系中有一定的多元性和对社会的开放性,特别是对于民间的情理习俗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哲学之间相互贯通,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以及与官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很大,所以在中国司法系统中,没有出现科层制原理彻底化的状态,在官僚支配与民间和解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作用和调整的空间。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理路是讨价还价理论。上世纪50年代,新古典早期的弱讨价还价理论还只给出了一个可行的谈判区域或协商解。后来纳什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才终于确定了作为讨价还价者选择一致点的唯一效用向量,通常被称为纳什解。1972年,科斯教授在一篇名为“耐性和独占”的论文中,曾天才地猜想到只有当讨价还价博弈的出价时间间隔为0时,此时贴现因子趋于1,均衡的结果才会出现。这个情形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科斯猜想”,从而将讨价还价博弈与一般均衡联系在一起。从这一理论贡献出发,我们也可以解释清末以降民间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以及与官方讨价还价空间的重要性。

      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更为重要。正如黄先生所言,“我自己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

      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验与理论》

      黄宗智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