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文

　　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但更看到了生命的顽强。而通过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被地震摧毁的城镇乡村会很快得到重建，背井离乡的灾民也会陆续重返家园。然而，地震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愈合的，毕竟大地震给人造成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虽然身体创伤可以依靠药物或手术达到有效治疗，但心灵创伤的医治就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此时，通过阅读来争取心理的自助与自救，被证明是一个有效途径。

　　心理学家认为，当个体遭遇重大问题而使其感到难以解决和难以把握时，思想的压力就会日益增大，内心的紧张就会持续加剧，正常的生活将无法继续，生命的平衡将难以保持，继而出现无所适从甚至思维和行为的紊乱，进入一种失衡与失控的危机状态。就拿地震灾害来说吧，地震本身并不一定就引起一个人的危机反应，而是个人感觉地震超过了自己的应付能力时，便会产生所谓的心理危机。表现在情绪方面，就是常出现惊讶、愕然、恐慌、焦虑、沮丧、忧郁、易怒、麻木、绝望、过分敏感、无法放松、持续担忧等等。而心理医生发现，读书的确对以上这些心理疾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说起来，“阅读疗法”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1848年，精神病专家高尔特在美国精神病年会上宣读论文“论精神病患者的阅读、娱乐、消遣”，被认为是书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而在我国，“阅读疗法”作为一种医疗实践早已存在，史籍也记载了不少关于“阅读疗法”的医案。早在2400年前，孔子就提出阅读有“兴”（想象和联想）、“观”（观察力）、“群”（合群）、“怨”（发泄怨气）的功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阅读治疗所产生的治疗效果是混合的，而不是孤立的，更是没法单独计量的，阅读治疗不能与药物治疗和其他疗法相割裂。只有把阅读治疗当作辅助治疗的手段时，才会有最佳效果。因此，患者在采用阅读疗法时，应取得医疗人员或心理医生的意见，以便根据不同的患者与不同的疾患，乃至疾病的各个阶段以及各种发病程度，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阅读疗法，从而达到或轻松情绪排解忧郁，或表达愿望寻求理解，或得到安抚化解内心冲突等等的效果。

　　一般来说，在地震灾后的“心理重建”过程中，可以担当阅读疗伤重任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类为专门介绍心理自助方法的各种实用图书，一类为记录人类与自然灾难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以灾难为背景的文学经典，它的抚慰力量与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比如阅读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我们会少不了为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在瘟疫面前所表现出的镇定、老练、谦恭与勇敢所动容。小说中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复苏的是友善，是同情，是良知。也正是这种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气和正义，最终让人战胜了灾难。而阅读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我们会不难获得这样一种生命理念：越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美好人生。正是这种“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才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神。至于阅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们少不了会为老渔夫的那种不放弃和不言输的精神所打动，即 “人可以被打倒但是绝不可以被打败”。

　　除了直面灾难、彰显生命尊严和弘扬人性光辉的经典文学作品之外，一些中外优秀残障作家的作品也应纳入阅读疗伤的范围。比如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病隙碎笔》，比如张海迪的《生命的追问》、《绝顶》，比如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走出黑暗》等等。可以肯定，残障作家本人的生存状态与其作品所表达的不断战胜自我的鲜明理念，对震后的众多伤残者来说，其启示与教育作用是深刻而又最直接的……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正是因为如苇草般脆弱的人“能思想”，于是便有了尊严与伟大，有了坚忍和刚强。而阅读，就是让我们跨越时空，与人类的智者倾心交流与对话，然后获得安抚与慰藉，得到开悟与启迪，最终达到自我疗伤，不断增强挑战自我和战胜自我的信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