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副研究员

　　自1995年加入东盟之后，那个潮湿丛林中硝烟弥漫的越南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全然改观。进入21世纪，越南已被认为是“亚洲四小龙”的继任者。从河内的淳朴、顺化的美女、下龙湾的奇观，到胡志明市的繁华与湄公河的妩媚，一个亚洲新兴市民社会的图景正逐渐展现出来。从越南名导演陈英雄的电影中，世人可以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平凡而新鲜的越南，它交织着巨变中的昂奋、东方式的温情，还隐隐流露出杜拉斯的法式浪漫风情。

　　近几年，越南进入了政治改革的加速期，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幸的是，同时也染上了某些新兴经济体的通病。如今，一夜之间，越南又从国际资本眼中的“香饽饽”，变成了引发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之源。

　　的确，在2008年阴影笼罩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越南经济金融指标的恶化，刺激了人们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担忧。因为1997年亚洲陷入困境时，美国尚能作为经济火车头，而今美国已陷入次贷泥潭，倘若新兴国家步其后尘，则全球经济将不可避免陷入一场持久衰退。

　　有一系列糟糕的数据支持着人们的看法：5月份越南通货膨胀率达25.2%，为13年来的最高点，越南盾兑美元的贬值趋势加快，出现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资产泡沫有崩溃的迹象，股市从去年超过1000点，目前跌幅已超过一半，房地产价格也大幅跳水；呈现“双赤字”，一方面财政赤字在扩大，2007年达50亿美元，政府债务总规模占GDP的36.5%，另一方面，到今年5月份其贸易赤字已高达144亿美元。

　　我们知道，越南改革虽被称作“中国式实验”，但某些方面与中国改革同步甚至有所超前。在上世纪中国凤阳小岗村农民开始尝试“包产到户”同时，越南也在部分农村试点了分田承包。1986年的越共“六大”正式确立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由此更激发了经济活力，保持了10多年的高增长。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进入21世纪，越南发现政治体制改革落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后其突破“渐进式改革”的力度令人瞠目，2006年的越共“十大”展现了全新的改革元素。不仅政府精简、允许在野党成立、差额选举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等事件让人瞩目，而且频繁的工人罢工、愈来愈多的外资赌场等都显示出转轨时期的多元化。

　　然而，所有的“赞誉”之声现在都已不复存在，越南国内外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人开始增多。除了经济金融危机的表象因素，笔者认为，有四大根源促使越南陷入当前困境。

　　首先，过度接受“华盛顿共识”，经济对外依赖性过高，为越南经济困境埋下了隐患。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鼓励新兴经济体建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必建立全面的经济体系。长期以来，国际收支失衡就困扰着越南，1986年的改革开放一度使贸易逆差下降，但1993年以后便继续恶化。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被多数新兴国家所拒绝的“华盛顿共识”，某种程度上却被越南所接受，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使得越南在危机之后恢复较快，但在当前新的国际环境下，再次演变为不利因素。

　　具体而言，由于越南国内工业化不足、企业竞争力较差，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很少，主要靠出口原油、大米、水产品、咖啡、煤炭等来创汇。同时，国内建设需要大量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大多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在此过程中，出口价值远远难以弥补进口需要，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出口导向战略的失败。

　　其次，政府改革出现了内在悖论。一方面，近年来越南改革的“小政府”目标更明确，不仅重视党和政府的机构精简，而且也加速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种“放权让利”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用于减贫的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并且为了通过发展进口替代战略，政府还需要大量公共建设投资，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久而久之，政府财政便难以为继，只能靠借债度日了，但同时也为越南博取了“国穷民富”的称号。

　　另外，金融开放步伐加快，总是一把“双刃剑”。自2007年初加入WTO之后，越南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都“热切”地向境外“招手”。事实上，为了弥补国际收支差额，越南一直靠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来吸引外资。在经济基础尚显薄弱、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更增加了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一则，如同许多新兴经济体一样，越南一度也沉溺于“资产价格幻觉”中，股市和楼市暴涨，似乎意味着金融和资产新贵强国的诞生，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二则，“热钱”兴风作浪更容易，助推越南金融市场“过山车”行情的，除了欧美投机资本，恐怕更多是来自亚洲的短期资本。

　　还有，越南虽一直谋求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在参与区域金融一体化方面却有所滞后。如越南虽参加了2000年的《清迈倡议》，却并未签署任何旨在抵御货币危机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只是在今年才与日本达成合作意向。缺乏外部金融合作，是越南与其他亚洲国家很不同的地方，这使越南失去了维持市场信心的“安全网”，应对短期货币冲击的能力大为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