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7.7%，低于四月的8.5%。CPI上涨7.7%和日前报告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8.2%相比，0.5%的倒挂说明企业的亏损面在扩大，也说明五月CPI是政策性回落。若把0.5%的差距除以1-4月上升8.2%的平均值，说明政策性亏损的比率在16%以上。这个比较虽然不很精确，却可以说明五月消费者价格的回落是价格管制政策的结果。政策性亏损是一种变相的价格补贴，在财政政策的术语中就是转移支付，下一个问题就是谁的收入转移给了谁？这种转移支付的后果将会如何？

　　既然是生产者的价格低于消费者的价格，这类转移支付首先就是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其次，如果加上股市的净利润增长大幅度下滑，转移支付就意味着股市投资人的利润转移给社会公众；再次，沿着产业链走向上下游，政策性亏损的行业也就在同时将自己的利润转移给了不承担政策性亏损的上下游企业。如果把产业从宏观上简单分为第一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以农为本，第二产业以加工为本，第三产业以金融为本，通货膨胀和政策性亏损的结果是第二产业的利润转移到第一和第三产业，这对于我国以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定位的产业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

　　谈及政策性亏损背后的转移支付，那么反通胀政策应该怎么做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近期的宏观调控，如果把调控通胀的政策取向分为供给面和需求面，政策选择首先应认定通货膨胀主要是供给推动还是需求拉动的？答案是：二者皆有。若再问：孰重孰轻？答案应该是供给推动大于需求拉动，因为本轮通胀是全球性的，起因在于油价粮价的暴涨和生产资料的涨价。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引发金融衍生品投机，金融投机加剧大宗商品涨价，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全球经济都面临挑战，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少，企业被迫铤而走险，以投资型收益补偿经营性收益，经营风险也因此急剧放大，供给推动的通胀一方面来自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企业准备“过冬”带来的预期供给下降。

　　如果能够确认当前通胀的主因是供给推动，则反通胀就应偏重于选择供给面的政策，而非需求面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和准备金率上调，政策调控的方向就值得讨论了，因为这些政策明显是偏向于需求面的。价格管制导致生产者价格低于消费者价格，准备金率上调则是抽紧银根，二者都是不利于生产者的。再具体分析今年以来企业利润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多数企业面临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不同程度上侵蚀了企业利润，出口加工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供给面的反通胀政策应该如何操作？首先是补贴，其次是退税，再次则是减税。面向生产者的补贴，退税和减税都是财政政策，所以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对石油石化行业，应该启动进口原油附加税的部分返还，因为放弃出口加大进口已不是常规的企业经营行为，而是政策性安排，企业在承担政策性亏损之时为何还要纳税？还有去年开征的暴利税，如今石油业的暴利已无，暴利税自然也应减免或调整起征点的价格，就像股市的印花税在熊市来临后下调一样。

　　今年以来，企业普遍面临的压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原因包括《劳动法》的实施，诉讼费的增加，通货膨胀的补贴和劳动力的短缺等等。此外，需求面的反通胀政策还会加剧供给面驱动的通胀，因为调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政策都会加剧企业的资金链紧张，迫使部分企业走向“地下钱庄”求援，温州的“担保业”供销两旺，短期拆借的利率高的令人难以置信，应该视为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前奏。劳工成本和资金成本双双上扬，企业的经营压力与时剧增，需求面的反通胀政策就在加剧供给面驱动的通胀。

　　五月通胀的政策性回落，其代价是扩大的政策性亏损，所以股市应声跌破沪指三千。笔者认为，反通胀政策要更多关注供给面的选择，更多关注潜在的短缺经济风险。价格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临时性的价格管制可以争取时间，但若错失良机，后果难以预料，代价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