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央行8次加息,可是1年期贷款利率的累计上行幅度也不过为180个基点,与1993年两次利率政策重磅出击时所带来的324个基点的上行相比,实在是不算什么。
同是通胀问题,时空变迁,货币政策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也不可同日而语。加息,这个理论上最为简单有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15年前曾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而今日,却被央行“置于高阁”,慎于使用。
事实上,面对从3%一路上行到5%再到8%不断刷新纪录的CPI增速,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也在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日趋复杂的条件下,一些理论上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到了现实中也有着“难言之隐”,上述加息工具的慎用便是一例。
原因并不复杂,市场分析认为,加息会造成中美利差的继续扩大,吸引更多外汇资金流入中国进行无风险套利,从而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难题,这是央行慎用利率工具的重要原因。
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政策将更多的担子放在了数量型工具身上,今年央行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17.5%的水平,利率却在今年未进行调整。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或市场人士认为价格工具仍应当有所作为,因为只有利率才能改变资金成本。并且进一步的根据是,正在饱受高通胀煎熬的邻国越南加大了利率提高的力度,印度等国家也在通过加息抑制通胀,评级机构穆迪报告称,政府应该全力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外部经济的变化也在给中国提醒——不要等到问题更加严重的时候才意识到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的重要性。
于是,加息——中美利差扩大——热钱加快流入——流动性过剩,如果加息,有顾虑。
不加息——资金成本低——需求旺盛——推高通胀,如果不加息,也有顾虑。
事实上,对于具体工具的选择,这还只是货币政策所要面对的两难问题之一。除此之外,诸如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和从紧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互有矛盾的货币政策目标之间进行取舍,这些也都是央行货币政策所要面临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选择题。
这一点,央行早有意识,周小川在5月份参加陆家嘴论坛时坦言了这种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物价上涨又说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这个目标怎么能够实现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在结构上的取舍来解决矛盾,例如增加非食品方面的消费需求,防止对物价形成的挑战。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解决之道。而“战斗”并未因此一劳永逸,面对更多的两难抉择,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还需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