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央行8次加息，可是1年期贷款利率的累计上行幅度也不过为180个基点，与1993年两次利率政策重磅出击时所带来的324个基点的上行相比，实在是不算什么。

　　同是通胀问题，时空变迁，货币政策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也不可同日而语。加息，这个理论上最为简单有效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15年前曾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而今日，却被央行“置于高阁”，慎于使用。

　　事实上，面对从3%一路上行到5%再到8%不断刷新纪录的CPI增速，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也在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日趋复杂的条件下，一些理论上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到了现实中也有着“难言之隐”，上述加息工具的慎用便是一例。

　　原因并不复杂，市场分析认为，加息会造成中美利差的继续扩大，吸引更多外汇资金流入中国进行无风险套利，从而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难题，这是央行慎用利率工具的重要原因。

　　出于这样的考虑，货币政策将更多的担子放在了数量型工具身上，今年央行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17.5%的水平，利率却在今年未进行调整。

　　但是也有不少专家或市场人士认为价格工具仍应当有所作为，因为只有利率才能改变资金成本。并且进一步的根据是，正在饱受高通胀煎熬的邻国越南加大了利率提高的力度，印度等国家也在通过加息抑制通胀，评级机构穆迪报告称，政府应该全力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外部经济的变化也在给中国提醒——不要等到问题更加严重的时候才意识到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的重要性。

　　于是，加息——中美利差扩大——热钱加快流入——流动性过剩，如果加息，有顾虑。

　　不加息——资金成本低——需求旺盛——推高通胀，如果不加息，也有顾虑。

　　事实上，对于具体工具的选择，这还只是货币政策所要面对的两难问题之一。除此之外，诸如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和从紧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互有矛盾的货币政策目标之间进行取舍，这些也都是央行货币政策所要面临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选择题。

　　这一点，央行早有意识，周小川在5月份参加陆家嘴论坛时坦言了这种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物价上涨又说要控制过度的需求，这个目标怎么能够实现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在结构上的取舍来解决矛盾，例如增加非食品方面的消费需求，防止对物价形成的挑战。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解决之道。而“战斗”并未因此一劳永逸，面对更多的两难抉择，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还需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