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原油以及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部分地区成品油供应短缺，甚至闹起了油荒。高油价，对现行的成品油价格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商品的价格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决定的，原油的价格以及成品油的价格，也应该如此。但是，经济学家们至今对于石油的供求规律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石油产品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与一般商品有很大不同。从供给的角度，一般商品的供给量与价格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越低则供给量越少。但是过去的经验反复证明，石油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不存在这样确定的关系，同一个价格可能诱导出不同的供给量，而价格高不一定能诱导出更高的产出，价格低反倒可以大大增加供给量。
石油价格的复杂，在于其中糅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和投机因素。而石油的现货和期货贸易，均以美元计价，增加了油价的波幅。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石油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美元的本位。美元本身是纸币，操控并不难，所谓石油价格涨，其实就是美元跌，而美元涨就是油价跌。通过操控美元就可以操控原油期货的价格。
石油价格的变动，可以说超出人们的理解力。但中国经济的继续成长，离不开石油的支撑，以适当价格保证石油的稳定供应，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石油价格波谲云诡的变化，要求有一个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成品油定价机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由政府指导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即以新加坡、鹿特丹和纽约三大石油市场的加权平均价格为基础，当这个价格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即调整国内成品油的中准价，而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些成品油的零售商，可以在中准价的基础上浮动一定比例出售成品油。这样做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保证国内成品油市场的稳定，但是这样定价有效的前提是，国际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并且调整及时。否则，就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第一，助长投机。所有的决策都有时滞，从石油价格开始变化，到决定调整，再到最后实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一般估计需要一个月。这就为投机商留下了炒作的空间。何况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仅次于美国，去年进口量达约2亿桶，这足以构成一个炒作由头。第二，相对滞后的价格调整机制，使得国内成品油供应商，没有积极性进口，以保证国内供应。虽然每年享受着财政的补贴，弥补了国际国内油价倒挂的亏损，但是只弥补亏损，而不是获得利润，如何能让这些长期享有高额垄断利润的国内成品油供应商，在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中有为他人作嫁衣的激励？何况能获得多少补贴，资金什么时候能到位，还要经过讨价还价。不要忘了，供应商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的是自己利益的极大化，它们可能并不会完全按照管理者的意志，更不会按照消费者的利益去行事。比如去年8月原油价格高涨，国内的原油开采成本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在进口的同时，当月还出口原油30万吨，出口成品油129万吨。第三，价格调整得不到位，通过财政补贴维持成品油的低价位运行，实际上是穷人在补贴富人，并且造成浪费。在油价高企的时代，石油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奢侈品，必须用相对高的价格来避免浪费。而低价格给消费者造成了石油仍然便宜的错觉，诱发过度消费。
通过补贴，把成品油价格保持在低水平，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低油价不能持续。一方面是抑制不住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不能扩大的供给，其表象就是加油站前排起的长队。实际上，比通胀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的隐性的通货膨胀。
因此，应该改革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核心的是快速反应国际市场油价的真实变化，使得供应商有积极性根据市场变化决定进口的规模。而且只有把企业置身于复杂的市场中，接受考验，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才会增强。我想，只要放开企业的手脚，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一定可以找到对付高油价的办法。
中国已经是石油的净进口国，而且石油接替资源量和后续可开采量都比较吃紧，石油价格逐步放开后，为了应对不断加大的风险，必须建立和完善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以应对突发的石油供给中断和油价剧烈波动。这一点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建立了政府和企业两个层次的储备体系，储备量是160天的使用量。现在，我国的石油储备可用天数大约为30天，应该进一步加强储备，达到国际公认的90天安全界限。
配套的措施也是需要的，一是尽快开征燃油税，燃油税的方案已经酝酿十几年，总是想寻找合适的时机开征，所谓合适的时机，就是油价平稳且不高，现在看来，这样的时机似乎很难再现。燃油税，与油价之间有关系，但是燃油税比现在的养路费更规范，更公平。养路费，是按照车辆的吨位收费的，与用油的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而燃油税是按照耗油量来计税，有利于节约能源更容易做到公平，也更规范。二是对部分特定人群进行补贴，特定人群是由于油价上升影响基本生活的人。传统的补贴对象，诸如公共交通和出租车，不宜继续在补贴范围之列，因为这些成本即使分摊到消费者身上，也是完全可以承受和接受的，而高油价的成本，也理当由全体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