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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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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油价如悬“堰塞湖” 中国应寻求替代能源多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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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油价如悬“堰塞湖” 中国应寻求替代能源多元方案
    2008年06月19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本报记者 陈其珏
      戴彦德
      单卫国
      张抗
      牛犁
      邓郁松
      倪维斗
      严陆光
      6月7日,端午。

      当中国百姓沉浸在首个端午法定假日的温馨祥和气氛中时,大洋彼岸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内却是一片惊栗:在不到36小时的时间内,国际油价上涨超过16.24美元,达到每桶139.12美元的创纪录水平。这一幕既让全球投机者陷入癫狂,更令整个世界再次感到震颤。

      就在数天后,国际能源机构在其月度报告中称:“今年以来,供应增长一直乏力,要抑制需求、令市场达到平衡,油价需要上涨。”此外,这家权威能源组织还表示,“油价处于异常高位的主要原因是基本面因素。”

      曾最早预言油价将破100美元的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全球商品部门主管Jeffrey Currie则在油价创新高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公开表示,受强劲的需求以及较低的库存影响,数年之前所预见的全球原油价格“超级飙升”局面即将到来。他认为,油价将轻而易举地突破每桶150美元。这接近其团队对今年油价的平均预期水平。

      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随即又表示,到明年,油价可能会在目前创纪录的高位上再翻一番,达到每桶250美元。

      无论愿意承认与否,一个超高油价的时代已然不期而至。

      在高价石油的引领下,其他各类商品价格也接连出现暴涨:2001年10月,整体商品价格CRB指数还只有182.83点;截至2008年2月,该指数已最高攀升到567.84点。在短短数年中,商品牛市的最大涨幅超过了2倍,期间的2002-2007年CRB指数更是连续6年上涨。

      就在这场如痴如狂的商品牛市盛宴中,各国经济却遭逢多年未遇的严酷局面,中国也不例外。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5月CPI上涨7.7%,PPI更上涨8.2%,通胀压力始终如剑高悬。股市也以端午节后的连续大跌来凸现商品泡沫冲击下的资本意志。

      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行业更受到本轮商品牛市的广泛波及。自3月以来,中国各地“油荒”开始间歇性发作,并于5月后成为蔓延全国的现象。5月份,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4.1%,其中原煤上涨24.1%,令电厂压力陡增,电价上调呼声再起。而在昨天召开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也是两国讨论的中心议题……

      关键时刻,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战略来应对这场变局?多位权威专家日前参与上海证券报主持的高端圆桌访谈,向中国能源战略和能源产业发展支招。

      ⊙本报记者 陈其珏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陈其珏

      嘉宾: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 戴彦德

      中石油集团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研究所所长 单卫国

      中石化股份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中心副主任 张抗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牛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邓郁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教授 倪维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 严陆光

      国际油价何去何从?

      主持人:国际油价短期内暴涨到140美元的关口,应该说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和去年低点相比,国际油价目前已上涨了一倍有余,而且成为支撑本轮商品牛市的主力。请问,油价如此表现背后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

      牛犁:当油价超过80美元/桶,就完全脱离了均衡上涨的范畴了,包括投机、美元等因素都在背后起着作用,但这些因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究竟是哪个力量在哪个点上促发了油价的飙涨,这没人能够下断言。

      邓郁松:在目前阶段,我们对石油供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特别是对供给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弱的。而我个人观点是,正是供给行为,或者供给结构的变化,才是到目前造成国际油价既有稳定时期又有大波动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张抗:迄今为止,全球石油市场总体上还是处在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且一直存在剩余产能。因此,所谓“高油价”并非完全是供需问题造成的,因为目前仍然是供略大于需。这个趋势并未改变,并非如外界所料的是中印需求增加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单卫国:今年以来,影响油价走势有多种因素,其中上涨的推动力主要还是美元贬值。美国此前已发布了就业率下降的报告,表明美国经济确实陷入了麻烦。这对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油价无疑会带来助涨作用。此外,欧佩克会议拒绝增产,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南美潜在的供应中断也继续支撑原油价格高位。

      主持人:高盛曾预测油价会到200美元,还有观点认为油价会到250美元,但另一些研究报告则认为油价到年底时会出现回落。各位认为国际油价未来走势会如何?

      牛犁:按说现在全球经济在减速,需求应该减缓,尤其是价格这么高,需求肯定会受到抑制,这在人们生活中已明显体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油价未必会一味上涨,同时也存在着回落、甚至较大幅度回落的可能性,如最近我注意到雷曼兄弟的报告就认为,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油价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下挫。

      邓郁松:决定近中期油价变化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总量多少,而在于供需结构的变化。在2030年之前,全球市场从供求总量来看,基本是平衡的。但国际油价变化是否已进入新阶段,要看这一阶段油价是否稳定,而稳定以市场结构为前提。目前看来,已到了一个寻找新平衡的时期,或者是新的供需结构基本稳定的阶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还在持续,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几年中油价大幅波动的状况不会变化。

      单卫国:只要美元贬值不终止,很难估算油价飙升的上限。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也会刺激石油需求,因为美联储降息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生产和消费。考虑到欧佩克下一次会议要到9月份再开,这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影响油价供需的因素主要来自库存变化。而在供需面紧张的情况下,库存减少的可能性大于增加。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南美不断引爆的突发事件都给国际石油市场埋下不稳定因素。故此,国际油价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主持人:最近几个月,亚洲各国均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个别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危机的征兆。请问,以高油价为代表的商品价格泡沫对中国经济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单卫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内成品油市场。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烧,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已面临非常强大的调整压力。毕竟,从去年11月份以来,国际油价连续大涨,而国内油价始终不动,两者价差越拉越大,使得国内成品油尤其是柴油的供应已比较吃紧。尽管两大集团都在大量进口成品油补充国内需求,但目前国际上柴油价格已超过汽油,这意味着进口柴油的亏损大得惊人,对两大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牛犁:宏观上,我国的经济增速还是保持较好的。从短期看,油价高企拉动经济快速下滑的现象还没有。应该说,我国经济迄今还是能抵御高油价的冲击。另外,从通胀压力角度看,由于国内成品油价格没有上调,政府现有的价格管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胀趋势,或者至少在短期内延缓了通胀压力。不过,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多掏钱补贴,毕竟我国有40%多的油是从国际进口的,油价涨一块钱,政府就要多掏一块钱。但油价上涨对不同企业行业的影响是“冷热不均”的,以上游为主的中石油,油价越高它赚得就越多;而下游包括交通、运输、农业、渔业还有消费者开支等则会增加,负担明显。目前看来,对我们冲击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油荒”,这也可说是高油价对我们产生的最大影响。

      张抗:油价上涨对中国的确有影响。但相对来说,对日、韩等缺少石油资源的国家影响更大,甚至包括欧佩克国家也可能受不了长期的高油价。毕竟,中国还有一半的油品是自己生产的。在我看来,简单化地讨论高油价并不合适,必须将油价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内综合考量,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并没有在油价上涨后出现贸易失衡,相反,中国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而石油和油品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例反而有所降低。这是由于进口石油对生产和出口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可以使中国出口的产品价值更高。

      节能减排路在何方?

      主持人: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近几年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也是减少中国能源消耗、提升能源安全的一条必由之路。但过去两年,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完成得并不理想,与高油价背景下的能源战略需要还有差距。出现这一幕的原因是什么?

      倪维斗: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当前仍是以政绩指标为考核体系,节能指标还没能超过政绩指标,成为官员升迁的依据;二是惯性太大,多年来的能源浪费已形成一种强烈的惯性,短期内很难改变;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很困难,非一朝一夕之功。

      戴彦德:我认为,20%的节能目标按年分配并不科学,因为节能根本上需要做好两点:一是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加大投入、科技创新。这两点都需要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目标完成得不理想也在情理之中。

      严陆光:首先必须把节能和减排分开来看。节能是一方面,而减排牵涉到经济结构调整,是另一方面。节能目标没达到可归咎于三个问题:一是能源利用技术不过关;二是高耗能行业效益好,控制比较困难;三是节能意识薄弱,这和当前中国能源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也有关系。

      主持人:在当前国际油价“火上浇油”的紧迫时刻,各位专家能否再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支点招?中国还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改变目前节能减排实施不力的现状?

      倪维斗: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有关部门必须痛下决心,并以强硬的姿态,切实改变目前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对官员升迁的依据也应该是节能减排做得好不好。如此可让地方官员眼里不再只盯着GDP,而更多关注节能减排。同时,在严防作假的前提下,奖惩分明,处理一批节能减排工作落后的官员。其次,要进行社会动员,转变老百姓的观念,让全社会都投身这场运动,从一点一滴出发参与节能,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大商场控制用电,坚决遏制豪华包装等。应在全社会倡导“节能道德”、“节能觉悟”。其三,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对电力、煤炭等行业中的高耗能企业该压的压、该关的关。其四,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改革,如可以将各地环保局由中央直属,这样,各地方环保部门就不会因听命于地方政府而放任高耗能、高污染自流。

      戴彦德:中央去年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又颁布了具体方案。应该说,中央已动用了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政策也已推出了很多,接下来就看具体的落实情况。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够落实,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就大有希望。

      严陆光:要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还需更多努力,这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三是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这其中,首先应当用好煤,必须在煤的高效、清洁、低碳排放利用技术的提高上狠下功夫,继续实施“清洁煤计划”。对于能减少污染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技术给予支持。同时,在未来50年中,应当努力降低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占比70%降到40%左右,剩下的要靠可再生能源及核能来补充。此外,要解决资源价格偏低的问题,以提高能源节约意识。

      戴彦德:在上述三方面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关键。此前,国家已经通过把好“土地门”、把好“信贷门”等措施实施了调控。但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好“出口门”。目前国内高耗能产品很多都出口海外。根本上,当前这种结构是由需求决定的。这其中,国内出于建设需要的需求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一部分高耗能产品为满足海外需求而出口的话,就得不偿失。为此,还必须从出口退税等方面予以调控,不该出口的坚决不出口。

      主持人:中国下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未来可能影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严陆光:发展还是硬道理。因此,节能减排不应以放慢发展速度为代价,仍要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能源结构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应注意把建立可持续能源体系的任务也提上日程。同时,建议成立国家级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研究中心。

      戴彦德:从深层次看,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不清晰、责任不明确、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健全、投入不到位、协调不得力。这几方面都很关键。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应当把分解下来的指标纳入到各级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倪维斗:首要问题还是人事问题。在地方官员考核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体系很难撼动,尤其是这种变动牵涉到一大批官员的升降,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当前在很多地方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一些地方小电厂之所以不愿关掉,首先是由于效益好,更主要的还在于很多小电厂都有地方政府入股,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曾有一个地方环保局的局长说,“如果我严格执法,那么我就站不住”。他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执法触动地方利益,就会被罢官。应努力扫除这种人事制度给节能减排造成的障碍。此外,有些地方的电厂原本已安装了脱硫装置,但怕花钱就是不开,或者只在检查的时候开。这些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问题都不是一声令下就可解决的。

      中国能源何“枝”可依?

      主持人:在咄咄逼人的商品泡沫冲击下,中国还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发展策略来应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倪维斗:用补贴的方式来抵御高油价,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应当通过油价联动来实现接轨,同时尽快开征燃油税。只有这样,才能首先从“节流”的角度维护能源安全。须知,在油价偏低的前提下,节能无从谈起。其次,替代能源也是一个途径,例如用甲醇替代汽油、用二甲醚替代柴油都是可行的,此外,还有太阳能、风能也要适时推广,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张抗:长期的价格管制并不合适。在我看来,即便目前为了CPI只能控制油价上涨的话,长此以往还是可能陷于被动,“油荒”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在国内外存在成品油价差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抵御不了利益诱惑,会出口油品和高耗能产品。放弃市场工具,以行政命令来控制油价的做法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政府就不得不一直充当救火队员的被动角色。

      邓郁松:构建战略石油储备是保证能源安全的措施之一。但国家对储油时机和储油规模的把握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油价。一方面,谁也无法判断当时的油价水平是否足够低;另一方面,中国的石油储备战略有既定的计划,有些并不为外界因素所左右。

      牛犁:无论是偶尔调一下油价、抑或采取补贴,都是权宜之计,都只是应对当前困境采取的临时措施。尽管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实现“油价接轨”、要“市场化”,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如果跟着国际油价涨,国内通胀压力也很大,其他问题会同时暴露出来;如果不涨价,市场压力又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选择”,而且这个“两难选择”越拖,政府越难受、越尴尬——油价调也不是,不调也不是。

      主持人:刚才倪院士提到,替代能源是摆脱能源危机的一条途径。就中国而言,应该遵循怎样的替代能源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牛犁:替代能源也有很多争议,因为有些根本就谈不上“替代”,最多只能算“补充”。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在世界能源利用中占主导,其他能源根本替代不了——无论从热值还是价格等方面看都是如此。当然,从能源的多样化、清洁化角度出发,太阳能、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今后仍是重点发展方向。

      倪维斗:替代能源也存在一些瓶颈,如太阳能成本较高,风能则是一种“随机能源”,运行不够稳定,两者成为主流能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外,我认为政府在推动替代能源过程中的力度还不够大,总是有太多的顾虑。其实,只要定出游戏规则,让市场主体来充分参与,替代能源产业还是会起来的。

      牛犁:除了这些外,核能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在中国,核能占的比例非常小,肯定需要大规模发展。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报告说,现有已探明的铀矿全世界足够用100年,如果加上未探明的,可用的时间更长。因此,当前世界上,像法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都重新加大对核能的投资,而中国和印度也在加大这方面的研发力量。不过,目前而言,中国的核技术还比较落后,先进技术仍掌握在美、法等国手中;另一方面是核原料不充足。应该看到,核能发电的原料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核废料的处理是一个大问题。同时,核能的厂址要求也不一样,必须提前做出规划,不能建在大规模居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