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到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的最佳平衡点，无疑是目前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最大考验。当下，全球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趋势已然形成，对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而言，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超过以往，宏观调控的难度自然不小。在寻求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最佳平衡点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抑制通胀压力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不能用所谓的历史经验来一味地压制总需求，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消除经济过热就一定能控制住通胀压力。与1985-1988年、1992-1996年两次经济过热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由投资规模扩张引起的总需求膨胀，属于内部需求膨胀所致，通过控制总需求尤其是控制住投资需求就能解决所出现的问题。而这次则有所不同，因为总需求里相当大部分表现为外部需求，这部分需求并没形成国内的最终需求，而是跑到了国际市场上。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里，我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到了极致，我们一直用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来补贴全世界，其后果是国民福利的牺牲、增长的低效率和发展方式的粗放。应当看到，世界经济放缓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动降温，出口增速下滑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贸易增长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此情况下，不宜再采用紧缩总需求的方式来“防过热”，以免经济下滑过快。5月份的最新数据显示，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在出口增速同比明显下滑的同时，1-5月份名义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但由于今年以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大幅攀升，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一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同比增长只有18 %左右，比去年同期低4个百分点之多。这表明在消费保持稳健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速下滑过快的势头已经显露出来。

　　采取什么方法应对通胀趋势

　　目前的这轮通胀趋势是全球性的，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通胀是需求拉动的，而中国的通胀压力更应当按照成本推动来应对。因此，反通胀的基本思路应当逐步从控制需求，转向支持供给。具体来说，就是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渡过高成本的难关，对于企业，要帮助其降低成本，给予贷款，减轻税负，鼓励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的投资，尤其是要支持中小企业，鼓励创造就业；对于老百姓，要帮助其承担价格上涨后的生活成本，要对低收入阶层进行更大力度的补贴，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在政策手段上，应当逐步弱化货币政策，强化财政政策。改变财政收支增长远远高于整个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主体收支增长的状况，调整财政收支结构，让广大老百姓富起来。

　　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便成为全球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始作俑者。为避免陷入经济衰退，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任由美元贬值，向外输出通胀和泡沫，稀释别国资产，让全球为美国的经济调整来埋单。由此可以这样认定，如果说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货币现象，那也是美元现象，而不是人民币现象。对中国央行来说，紧缩货币不仅对治理通胀压力无效，反而加剧企业本来就存在的资本短缺，最终伤害经济增长，甚至导致“滞胀”。

　　应当看到，如果这次世界性的通胀继续恶化，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危机。危机首先出现在经济力量最薄弱的国家或地区，然后会是一些一定程度发达的经济，最后甚至会拖累一些发达的经济，美国的传统盟友。到时候会有一股强大的国际性的求变力量出现，这是一个看谁能够熬到最后的较量。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虽然经济发达程度不高，但是有能力坚持到最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去承担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我们用不着担心越南的危机会在中国重复，但我们要认真审视金融的对外开放。

　　如果这一轮通胀趋势的成因是世界性的，我们就不能把消除通胀的压力，减少需求的努力都由我们一个国家来扛，硬扛是扛不起的，硬扛只会把自己压垮；如果这一轮通胀的压力是较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能希望咬咬牙挺过这一阵就好了，侥幸心理只是把问题往后推，并且很可能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如果较高的通胀压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当有勇气面对和接受通胀压力的事实，不要强为不可为之事，不要一味地限制国内需求，压制经济活动，甚至在改革上倒退；如果通胀压力对老百姓、对企业、对经济造成伤害，我们就应当努力将这些伤害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老百姓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帮助经济渡过通胀趋势的困难时期上。

　　我们相信，以这么多年积累的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还有这么多需要好好利用的外汇储备），财政、企业和老百姓一起努力，运用好财政政策，调整国内需求结构，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百姓的收入，共度通胀压力的难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目前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雄厚的财政家底、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美元走强之日（对欧元低估20-30%，OECD计算），就是我们欢呼胜利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