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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北京的国贸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LOGO。大约3年前，茶色玻璃搭建而成的中国大饭店和国贸中心都是北京最为堂皇的风景之一，而现在，它的后面突然竖起了一座明晃晃的摩天大楼，硬是要把国贸楼比拼下去；至于马路东边的央视大楼，那扭曲着的双塔加上上面连接着的部分，似乎透露着更多不确定性的信号。
无论如何，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现代化建筑，都在告诉世界，中国经济增长了，而且速度惊人。毫无疑问，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可以成为增长经济学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而赫尔普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具有共鸣作用。
这个“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I”：innovation（创新，即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即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影响），inequality（不平等，即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institution（制度，即政治和社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在增长经济学领域新近涌现的4个增长维度。所谓创新可以理解为人类技术的进步首先让发达国家获益，其次它的技术溢出也让穷国发展；所谓的相互依存，可以理解为发端于上个世纪初期的全球化趋势；所谓不平等，造成了经济的市场化流动，而对制度的考量，则引入了许多非经济学的因素。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经济学界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都是敬而远之的。不是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经济学家不能用数学方法理清其中的机制。赫尔普曼对制度问题的把握，让增长经济学呈现出了一个更加开阔的领域。赫尔普曼有他的分析逻辑：既然创新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根源，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创新，更容易接受和学习创新，而有的国家却顽固僵化呢？
制度差异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制度可以被定义为规则、信念和组织的组合。制度可以保护创新，也可以保护既得利益，扼杀潜在的创新。好的制度必须能够保障法治和合同的执行，并限制政府的干预。
眼下，各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都试图构建某种理论架构。比如张维迎大致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适当放松导致了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人民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局面；胡鞍钢等人则认为是国家能力提升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陈志武则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秘密。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一方面是通过资本化的手段，将“死”的财富、土地、资源和不能动的未来收入，通过各种资本化手段调动起来，加大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成本，由此增加创业资本、创造从业机会、强化了财富再创造能力。但陈志武同时认为，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正在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大要素，下一个阶段，对制度的重构将严格考量中国经济。而在赵晓看来，制度的短板已经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最大牵制。
赵晓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如此阐述：今天的中国政府越来越像个“大善人”，要像千手观音那样去缝补失衡中国，使之恢复平衡。这里面，有些“手”政府是必须伸的。比如，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去调控经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再比如，“更加重视节能环保工作”，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政策，普遍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因为环境保护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无法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达致平衡。
但另外一些“手”则不是政府非要去伸的，或者还可以探求更好的办法。比如，“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年年都要讲，时间久了只能让人想到政府其实缺乏能力去解决，结构升级也罢，自主创新也罢，推动的力量应该主要来自市场，主体也该是企业，而不该是政府。“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努力攻克一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依托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自主化建设，力争在重点优势领域取得突破”这样的提法值得怀疑，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近年来的汉芯事件的教训都证明，政府花钱去推科技攻关不仅效果很差，还容易导致腐败。此外，世界各国的经历表明，大多数产业政策都不成功，有时反而导致了更多问题。中国“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效果能更好吗？
最关键的，政府应该追究那些事情的源头，从根本上治理，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比如“三农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府权力太大，民众权利太少，弱势者权利最小。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增进民权，也就是变革权力结构，就像阿马蒂亚·森所讲的，给民众更多的自由意味着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未必非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所谓公平分配。
比如，为什么目前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外贸失衡？表面看似乎是个宏观经济问题，背后却有其政治体制因素。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曾谈到，“十五计划”期间中国GDP增长了57.3%、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8.3%，农村居民纯收入只增长了29.2%，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1.36倍。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强制性收入增长太快，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以及中国企业被迫通过外贸来解决市场出路。
至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些问题近年来被批评为市场化的失败，其实是政府在住房、教育以及医疗资源(市场性的与公共性的)供给上的不足，其背后则是公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足，也就是说是民权不足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足。
在所有的弱势群体中农民最穷，就是因为农民离权力中心最远。试问，农民如果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力，“三农问题”还会如此严重吗？所以，与其说农民太穷，不如说农民太缺乏权利。与其给农民减税，不如给农民更多的自治权利。
这是一个根本背离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现象：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2000年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就是权力者及其亲属、权力法定的国有垄断部门群体、与权力结盟的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好比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木桶，除非能够持续地补上短板，否则，能够装的水恐怕永远都不能让人满意。而今天，政治体制与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