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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车险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表面上问题出在基层公司，其实根子在保险公司总公司的发展目标和考核导向上。只重保费数量、不顾保险质量的“保费论英雄”的局面昭然若揭。
⊙本报记者 黄蕾
不正当竞争的根源
目前分散性的车险业务已逐渐为各种代理渠道所掌握，客户资源的不断积聚使代理渠道在与保险公司的博弈中处于明显的主动地位，保险公司支付给中介代理机构的车险手续费不断飙升。而上海车险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也更具代表性。
朱俊生认为，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来界定保险公司向中介支付高手续费行为的属性，主要涉及到商业贿赂与低价倾销这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正当竞争行为背后的根源正是，保险公司“惟保单数量、保费规模是图”如此健康、不积极的价值导向。
“一些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似乎尚不明确，在业务规模、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之间摇摆不定，考核导向变来变去，基层公司无所适从。”朱俊生在一番调研后认为，由于治理结构的缺陷，很难说一些公司真正意义上秉持了理性经营的原则。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财险公司对于刚刚开设不久的上海分公司的要求就是——第一年要不计成本换规模。”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在“惟保单数量、保费规模是图”的价值导向下，一部分公司不在乎企业盈亏，只追求短期利益和现金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盲目购买市场份额。如此考核体制使得“只要业务做进来”就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
因此，“对于基层公司的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味地指责和处理基层公司员工的做法并不明智，问题的关键在于总公司的经营理念与以此为导向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用工报酬制度。” 朱俊生建议说，保险公司只有树立正确的理念，改革考核激励机制和用工报酬制度才是理性的选择。
综合成本率飙升
与车险手续费同时飙升的，还有财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综合成本率包括赔付率和费用率，是被业界认为直接衡量财险业盈利强弱的主要标准。综合成本率居高不下是整个车险业难见盈利的关键。
按照朱俊生的算法，对于违规的财险公司而言，其总体费用率可能高达35%至45%，同时车险目前的理赔成本约为65%至75%，如果二者取平均值，则其综合成本就达到了110%，即每收取100元的保费，承保亏损为10元。
在他分析看来，为了弥补亏损，理论上保险公司有三个方法：一是资金运用，通过资金运用收益来弥补承保亏损。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都非常大，除了极个别年份，这条路难以走通；二是增资扩股，如果股东愿意，可以通过增资扩股来弥补承保亏损。但在实践中朱俊生发现，对于大多数产险公司而言，其保费规模迅速膨胀，但资本补充的速度远远低于保费扩张的速度。显然，股东并不愿意完全用资本来弥补承保亏损；三是继续“滚雪球”，通过新增保费来弥补承保亏损，用规模扩张带来的现金流来维持资金链条。
显然，在前两个方式很难走通的情况下，继续“滚雪球”的方式就成为快速扩张的公司弥补业务亏损的常用武器。“但这种方式其实很危险，因为公司内外部的很多因素，如新闻事件、突然的高管人事变动、监管处罚等，都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业务停止增长。而一旦保险公司预期的增长出现停滞，则其资金链将可能会断裂，‘滚雪球’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支付高手续费的变相低价倾销行为本身是非常危险的。”朱俊生表示。
而对于保险公司下辖的基层公司而言，无外乎存在两种应对策略。一是跟风，但这会导致违规行为，特别是违反监管部门对于手续费支付标准的限制；二是抵制，即“独善其身”，不管竞争对手支付多高的高手续费，公司自身只按监管规定来执行，但这显然会影响其业务发展，就连原本就占据车险市场较大份额的财险公司也支撑不了多久。
一家大型财险公司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率先掀起手续费价格战的往往是中小型财险公司或者是新进入市场的财险公司，大型财险公司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面对客户流失无奈只有跟进。而一旦大型财险公司加入了“手续费违规”行列，小公司抬升手续费的频率就会加快。那么，整个市场的“价格战”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车险手续费一旦升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了。”
“市场销售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简单，如果新车销售商等中介向保险公司要价20%至30%，甚至更高的手续费，如果保险公司支付了，业务就会上升，如果不支付，业务就会被开价更高的同业公司撬走。”
朱俊生说，在这样的困境中，为了完成计划任务，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基层公司都会选择违规支付或变相支付高额的代理费用及佣金，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风险。如果支付了高手续费，就面临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最后只得做假退费、假赔案、业务不进账和挂假应收保费，从而陷入了违反监管规定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