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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到脱胎换骨受到全球瞩目，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6日召开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学术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评价银行业的改革说：“迄今为止，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促进了中外资银行合作的深化，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的提高……在取得成就的同时，针对银行业改革，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昨天，针对目前的热点问题，来自业界和学界的多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各种声音是在所难免的，但讨论各种问题，必须结合中国银行业发展及改革之初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银行业更稳健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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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卖论”根本不成立
随着美国银行出售建行股份，市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导致了中资银行资产贱卖的声音再次响起。专家们在对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后，得出的结论是：“贱卖”论根本不成立。
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指出，不仅价格不便宜，而且战略投资者入股还有严格的持股锁定期限制。根据要求，战略投资者持股锁定期必须达到至少三年，且无法对四家银行进行控股。同时，由于锁定期长，有助于维护上市之后的股价稳定。不过，战略投资者却承担了由此带来的未来股价下跌的风险。因此，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不仅是考虑投资收益，还要与四家银行进行长期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机制，共同承担四家银行经营中的长期风险。
由于国有银行在改革前资产质量较差，因此，在改革之初，境内外机构并不看好我国银行业，苏格兰皇家银行计划入股中行的信息披露后，其股价的下跌幅度甚至达到15%。几家中资银行在寻求境内战略投资者时也屡屡碰壁。交行2003年7月中旬陆续与8家潜在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但只有汇丰银行和另一家机构提交了正式文件。
不可否认的是，在四家银行上市后，战略投资者获得了一定的账面收益，但收益最大的还是占绝对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东。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按去年末股价计算，国有股权益比4年前注资时增加5.25倍。
而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是改革时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11791.2亿元的3.7倍。此外，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总回报率达27.5%，按2.5年计算，年均回报率为11%。通过增值及分红，国有股权价值比改革之初增长了约7倍，远远高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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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未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深，不少人对于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金融安全隐患产生了担忧。不过，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迄今为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和危机。但是他认为，在接下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
杨再平指出，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增强本国银行的国际生存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保持本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伴随着对外开放，本国银行与国际领先银行的生存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差距逐步缩小，直至最终能与国际同行比肩而立，到那时，就更稳健、更安全了。
连平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需要有三个层次的保障：一是国家的金融政策；二是有功能比较完善、运作规范、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三是国家对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保持控制权。从这三条来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没有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此外，从金融政策自主权及金融体系的健康来看，开放未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连平认为，长远来看，保持国家的控股，是引资和与战略投资者合作过程当中必须要把握好、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他指出，如果汇丰想控股交通银行，至少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国家法律允许，放宽单一银行的外资持股不超过25%、单个外资投资者不超过20%的规定；第二，外资增资必须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第三，财政部自愿放弃第一大股东的地位；第四，整个金融系统出现比较大的金融危机，交行难以经营下去。他认为，国家有充分的能力保持对交行的控股权。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提醒说，应该看到，当前中国银行业取得的成功，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实现的。因此，当中国银行业置身于一个开放、全面竞争的环境中时，能够适应，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建议银行要提升利润，同时建立风险模型，加强管理。
李扬也指出，银行业在经济上升周期中经受住了考验，但实际上，经济下降的周期中，银行的风险才会真正暴露，因此，中国的银行业需要经历一次经济下降周期的考验。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的改革，需要有配套措施。
银行业的开放一直秉承了双向开放的原则。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中资银行也在走出去。据统计，我国中资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总资产远大于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仅海外的分行资产就超过3000亿美元，基本维持着双向、健康的对外开放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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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投资者
不只是带来资金
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有33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5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达214亿多美元，平均锁定期为3－5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启动以来，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
对中资银行来说，战略投资者不仅仅是带来资金，重要的是其承诺投入技术和经验。事实上，战略投资者入股后，对工、中、建、交四家银行投入了大量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战略投资者入股促进了四家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公司价值的显著增长。更重要的是，战略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认可，使得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迅速增加。曾经被外资机构不看好的四家银行，在境外上市时分别获得了76倍、75倍、42倍和205倍的超额认购。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前后的国际影响力，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他说：“当时的中资银行，在国际上没有国际的公信力，一般的投资者根本不了解。一些大行的领导到海外同样的银行去考察，人家中层干部出来接待，认为这是一个很差的银行，打发一下就可以了。后来就不一样了，上市以后，一些中资银行的中层领导去了，人家的大领导出来接待。”
杨再平指出，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从法理上切断了国家财政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救助，迫使其进行商业化运作。此外，提升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建行在美国银行的协助下开展了零售网点转型、个贷中心转型、呼叫中心改进等流程改进项目，目前建行5266家零售网点成功实现了功能转型，占全部零售网点总数的39%，转型后的日均业务量比转型前增长115%，工作效率提高30%-40%，客户等待时间减少4分钟。各主要战略投资者共向四家银行派出了6名国际专才担任股权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工作，以丰富经验、专业素养和市场判断力提高了董事会的整体水平和决策能力，公司治理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