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正面论及学习和利用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最多的一位国家领导同志。本文涉及三方面问题：一是陈云对私营资本的性质及其作用有正确认识，认为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部分；二是灵活运用资本流通，如发挥人民银行的信用主导作用、领导组织投资公司和重新设立证券交易所等，以开辟私人投资途径和规范资金市场；三是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工业化。对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陈云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一些经济思想与实践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董志凯

　　在商品与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与资本市场是既不可或缺也不能回避的一个经济范畴。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陈云是正面论及学习和利用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最多的一个。由于陈云在利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清醒地认识与正确地对待其本质特点，因此有效地实现了规避风险，为国家和人民谋得福祉。本文试图论述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思想与实践特点。期望这一研究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的经济作为能够有所启迪和裨益。

　　私营资本“不可缺少”，制定私人投资的方针政策

　　“资本”，特别是物化形态的生产资料，能够与劳动结合带来新的财富。因此，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资本的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要义。由于“公私”与“劳资”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其间必然充满着矛盾、斗争与复杂的博弈。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者陈云创造性地贯彻新民主主义政策，站在全局的高度，在不同背景下对于对立的双方侧重不同。

　　1949年8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他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我们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工人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1949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和资金市场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保护。陈云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主任，对私人投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政务院于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1年3月30日中财委又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这两个文件规定：(一)鼓励和保护私人投资。在法律上允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设置资金市场。(二)对新创设的企业实施审核登记制度，努力使私人投资配合计划生产。(三)确定利润分配的原则和大致比例。(四)私人投资需遵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

　　新中国建立初期，侨汇是重要的外汇来源。195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侨汇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侨汇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政策是长期保护和利用。在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的华侨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仍按个人股金处理，股息八厘，阶级成分不因投资关系而转变。

　　对待私人资本，陈云不仅从经济上考虑，而且从政治的长治久安着眼，从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的角度看问题。他说，同志们怕同资本家接触，一怕右倾，二怕麻烦。怕麻烦，说明我们本领不如他们，怕他们调皮，驾驭不住。这证明资本家有相当经验，不用是错误的。在资本家的财富中，人和机器哪个重要？我们不能说人比机器更重要，但是不少人的重要不下于机器。今后每项工作中都要有一批人唱对台戏。侯宝林说相声就是两个人，矛盾统一，事物才有发展。苏联没有反对派，什么事共产党说了算，结果吃了亏。哪个地方、部门有争论，哪里就出真理。反之，没有争论，大致要出毛病。听话要听四个方面的话：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四个方面的话都听了，大体上不会错。大家可以试一试。过去，我们搞经济的人员所以眼光短浅，就是因为没有长上这四个眼睛，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全国工作水平上考虑。

　　灵活运用资本流通，开辟私人投资的途径

　　1950年和1952年两次调整工商业后，私营工商业有了剩余资金和闲置资金。为了引导其投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中，防止游资扰乱市场，中财委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家银行信用为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包括投资公司集资、证券发行和买卖、银行办理长期性存放款等等，组织长期资金市场，吸收私人资本转化作长期生产资本。

　　陈云在1952年5月至6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建设应由国家掌握，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可由私人经营，对国家和私人的投资方向作了大体分工。投资途径有三：

　　首先，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主导作用，吸收私人游资，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吸收杜会游资；交通银行办理长期存款，重点吸收各企业的公积金和折旧准备金；采取贷款和说服它们采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扩大再生产。从1951年起，银行普遍开展私人业务。主要做法是同私营企业分别订立各种业务合同，并通过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往来，争取私营企业的大部分收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以便调节私人资金活动，保证市场稳定与活跃。扩大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使私营工商业者加强经营信心，提高投资热情。1950年初，私营工商业一度经营困难，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贷款给国营贸易部门，支持其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同时也增加对私营工厂的贷款。如上海市分行对申新纱厂等重要工业企业发行期限较长，金额较大的设备改造性生产贷款，并同企业订立业务合同，促进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坚定其经营信心。

　　其次，领导组织投资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办了一批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私合营性质的投资公司。以吸收社会游资，向工业企业直接投资。恢复时期的投资公司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金融企业，通过国家资金带动私人资本扶植管理工商业。京津两市的投资公司开始时均以30％左右的国家资金带动70％左右的私人资本，再由投资公司合理投放出去，又可以间接团结数十百倍的私人资本。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为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9月成立，资金来源于募股，股东总额预定为200万元人民币，公股占30％，其余70％向私人募集。从1950年兴办到1956年决算，累计纯收益为100余万元。

　　第三，重新设立证券交易所。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人民币以后，人民币地位逐步巩固。天津市于1949年4月物价已相当稳定。这时游资转向证券黑市交易的日益增多，如启新公司的股票由一千元涨至五千至六千元，成交数量由数百单位达到三千至四千单位。天津市军管会于1949年4月27日决定开放证券交易，6月1日正式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天津开放证券交易后，北京部分资金向天津转移。同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议政府建立北京市证券交易所。经中财委批准，北京市证券交易所于1950年2月1日成立，受北京市人民银行领导。证券交易所使资本家产生安全感，减少了资本外流；并给吸收游资开辟了一条路，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对于反映游资状态，提高股票的地位也有一定作用。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工业化

　　陈云反复强调，在工业落后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进步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这是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诸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1949年12月，上海几个资本家准备投资创办大华民航公司。当时已经确定了航空事业归国营的原则。陈云与周恩来总理交换意见后给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写信指出，“中国航空公司应吸收一部分本国私人的投资。私人投资的方式，不必先由私人筹设新公司后再投入中国航空公司，而可以将资本直接投入。如将来希望投资于民航者很多，则中国航空公司可于一定时间内专作一次征集私股的号召。考虑到航空所需的器材都购之国外，私人投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股金，也应该是外币。”这是陈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提出吸引私人资本入股国营企业的建议。

　　陈云主张在经济建设中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对资本家也要实事求是。在“五反”运动中，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国营企业要让私营企业发展。国营让出任务后，要减少上缴利润，但如果不让出，就要付出救济费，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减少上缴利润，少出救济费。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

　　在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陈云尖锐地批评了工业投资、成本与利润核算中的虚假问题。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核算办法。

　　他在1961年11月24日至12月17日分12次主持的冶金工业座谈会上，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投资应当是补充矿山能力的钱，而我们把维持生产的钱也算作投资。明年国家对铁矿山的投资只有一亿三千万元，而要维持六千万吨铁矿的生产就需要二亿元。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增加工业原料，就要增加机器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方面把应当打入成本的生产维持费当作利润拿出来，另一方面把投资用于维持生产。这样，成本和利润都是虚假的。

　　铁矿、煤矿、林业都有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学苏联的算法，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这么算的。陈云这时已经尖锐地指出国营工业企业折旧过低，投入产出核算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中被发现，却没有解决，在20年至30年后集中暴露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