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后期及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期，陈云都主张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还强调要抓住机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外贸、国际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等交易方式，为国家积累发展资金。

　　陈云对资本及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有三大特点：一是清醒地对待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利用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三是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

　　学习陈云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与实践，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发展仍有所启迪。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董志凯

　　要认真研究国际资本市场

　　“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工作后，陈云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等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针对世界市场价格问题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国际贸易研究所那里多用几个人研究还是值得的。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货币动荡，使价格问题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远见，不仅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远的趋势。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现在距离列宁所讲过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针对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黄金与美元脱钩，黄金的货币职能也有所减弱的形势，陈云通过研究指出：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二千二百万两，价值三十五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算，就是三百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一比八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因此，“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此外，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几次回升和停滞也很值得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等都要好好研究。

　　1973年6月7日，他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10个方面的材料，要求人民银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任务。当有人讲到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这样做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是否同现有规矩相矛盾时，陈云指出，这是两个问题：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

　　由于有正确的立足点，陈云在“文革”期间仍抓住机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积累资金

　　陈云一贯重视积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汇。早在1954年9月17日，他致信叶季壮，请他把对苏出口的货单削减一下，把有些货物作为后备力量存起来，一旦有可能，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以使手里能多掌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如六千万至八千万美元。外贸部根据陈云的指示，1955年对苏出口货单进行了修改，从原定价值25亿卢布的货单中削减了1.1亿卢布（约合2760万美元）。

　　1973年，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以后，陈云顶住了“四人帮”的政治压力，领导对外贸易做成几项漂亮的交易，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为国家储备黄金。作为国际金融流通中的“硬通货”，黄金是保障国家金融秩序的最后一张王牌。虽然重返金本位制度并不现实，但是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增加黄金储备不失为一种良策。

　　1973年7月14日，陈云在听取我国香港五丰行总经理汇报时指出：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

　　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外汇的主要来源是靠发展生产。利用交易所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

　　他还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我们外汇储备较多，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1973年美元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黄金。使国家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增长了近一倍。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的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1979和1980年，我国财政出现赤字，就是靠出售这笔黄金得以填补的。

　　第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规避风险，进口“粮食”。从1961年起，中国一直是粮食进口大国，到上世纪70年代，粮食进口已超过一千万吨。虽然我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签订了长期进口合同，但是远远不够。以至每当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粮食歉收，我国购粮的细小举动都能刺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飞涨。为了利用国际市场平衡国内供应，陈云主张放开手脚，利用交易所做期货贸易，由于操作得当，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1973年以后，陈云领导华润公司利用“纽约交易所”购买粮食，并派人长期住在纽约，以期货保护现货。我国购粮人员以商人的身份与美国商人打交道，结交了一批贸易伙伴和朋友，不必通过第三国作美国粮食的转口贸易，还对推动中美交往做出了贡献。

　　第三，为弥补我国棉花歉收，利用期货市场订购棉花。1973年lO月12日，陈云在广交会上了解到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创汇率可以达55％以上。他当即指出：订购棉花要抓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按照陈云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当年进口棉花850万担。

　　第四，利用期货市场，在大宗原糖进口的同时赚取外汇。1973年4月，我国需要进口47万吨原糖，外贸部给华润公司限定了谈判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但华润公司根据国际市场行情判断所定的谈判价偏低。为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上涨，华润先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向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泰国、阿根廷等国家购买现货4l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消息传开后，纽约、伦敦砂糖交易市场大幅涨价，达到每吨105英镑，华润遂将期货抛出，从中赚得240万英镑。这件事引起了风波：有些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1973年7月14日陈云请华润五丰行来京汇报工作，他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

　　此外，陈云在对外贸易中充分重视发挥比较优势，进口原料、设备，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1973年10月12日至16日，陈云在广州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的汇报。当谈到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时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国内棉花不够，我们要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美国是产棉大国，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日本过去也出口不少棉布。但现在他们工人工资高，再搞纺织工业不合算，而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他们低得多。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也都生产棉布，但他们的纺织工业水平不及我们。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此后，他又提出改进包装，提高质量，用出口大米换进口小麦，用以增加粮食库存，抵御两到三年歉收等“路子”。为什么陈云能够在“文革”期间突破“左”倾错误的干扰，坚持研究和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并取得成效呢？关键在于他始终如一的正确立场与远见卓识。

　　陈云关于资本及资本市场思想的三大特点

　　虽然陈云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建立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未及深入探索。但是，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仍然能够对于今天的资本市场发展有所启迪。

　　第一，清醒地对待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最根本的动机是自身增值，寻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天然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控制能力，资本带来的破坏速度甚至比它建设的速度还要快。

　　陈云反复指出：不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并不会天然选择去依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甚至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和一定程度上，还会有相反的选择倾向。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譬如跨国公司既非政府，亦非慈善家，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资本行为的载体和工具。目前一些跨国公司在华违法突破道德和文化范畴的“制度化倾向”，即基本符合资本的本性。

　　所以，陈云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也反复指出：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公开也这样讲。应该警告我们自己，要防止吃亏。他们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外行，只好让他贪去。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会本领。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这一条要特别注意。

　　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时再次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 但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自由外汇很少，而且利息很高，借多了还不起。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否则这种有利条件不会失掉。有些援助性的外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贷款，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有条件，数量也不会很大。

　　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当前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这样说只是敲敲警钟，提醒头脑不很清醒的干部。1984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第二，利用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否正确对待资本，问题的实质在于为谁所用、为谁谋利。在一国货币还不是世界市场交易、清算和储备货币时，政府公权力在宏观层面的特别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国内产出的剩余价值留在国内，或者以国际商品和货币贸易的形式通过比较优势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

　　陈云利用资本和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前述黄金期货贸易所得，完全是为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陈云在1983年3月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1987年12月18日在同胡启立谈话中他再次指出：1981年，我说国家有一百二十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中国这么大，有几百吨黄金储备不算多。但那时对这些外汇和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据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截至2006年底，中国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600吨）。依然相当于陈云1974年购置黄金时的储备额度。国家资本的性质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作用，陈云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权与经济。

　　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的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在发展国家资本的同时，陈云也注意到发挥市场与竞争机制的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绝不能操纵于私人资本之手，而必须由国家资本来经营。在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命脉之际，国有银行关系国计民生。

　　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国有银行作为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主渠道作用。

　　他多次强调：银行是消息灵通、反应灵敏的部门，中央银行要垂直领导，要把钞票管理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要把外汇管好，要搞双重或多种汇率的办法；除一些经过特许的外汇存到外国银行外，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要管好货币的波动，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这些思想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和初期对于金融稳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形成了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资本和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金融资产的归属与经营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资本和资本市场领域尤其需要精神武器的武装。学习陈云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