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一面是日益下滑的经济增长形势，面对如此的情景，宏观政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抑制通胀呼唤更为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而维持增长则需要放松银根和积极的财政相互配合。

　　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正迷失于两者之间，取舍和进退两难，成为市场研究者们一直喋喋不休的话题。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宏观政策已经紧缩过头，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以及难以为继的房地产市场正威胁着经济的增长，而涌动的国际热钱亦虎视眈眈于隐患中的金融市场。如此，近期的相关研究对于增长的重视和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绑”呼声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支撑“松绑”的理由，一是企业的艰难困局客观上需要相应的扶持；二是国内的通胀形势似乎有所缓和。证据是有关部门透露，6月份的CPI指数将有所下降；三是涌动的热钱须以松动的宏观政策来疏导和化解；四是当前的通胀具有输入型和全球性特征，国内政策似乎难以奏效。

　　实际上，所有理由背后的真正本质因素，在于研究者们对于增长的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让世界刮目相看，也因此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既有的成绩之下，我们惊恐于速度的放缓，不再满足于一位数的增长率。

　　诚然，经济增长确应置于宏观调控三大目标之首，但在通货膨胀肆虐的年代，尤其是当经济增长依赖和内生于通货膨胀的时期，抑制通胀应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纵观当前我国的通胀形势，是国内外因素合力的结果。国内主要源自于流动性过剩，其源头是投资过热以及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国际因素则是国际油粮价格上涨推动的全球性通胀局势，其源头是美元贬值以及发端于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而其进一步的源头又是美国多年的“双赤字”形势以及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所以此次通胀是一个累积效应的总爆发，其影响还远未结束。

　　内外因素纠集的结果预示着此次通胀异常复杂而难以治理，一旦稍有疏忽引致通胀肆行，恐怕经济增长难以独善其身。首先，增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而此三者面对通胀几乎毫无免疫力，故而通胀侵扰下的增长实难以持续和健康；其次，通胀直接关系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直接关系人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稳定环境的经济能够取得增长的突破；再次，比通胀本身更可怕的，是通胀的预期，预期一旦形成，扭转的代价是高昂且难以承受的。所以，可以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和内生于通货膨胀，在一切通胀面前，经济增长应毫无犹豫地让位和自我牺牲。

　　那么“松绑”倡导论者的论据是否能够成立呢？其一，企业的危机实际来自于多方面，其中，国外的需求下降和国内经济的转型扮演了重要作用，而紧缩政策并非是罪魁祸首，所以单方面的宏观政策“松绑”难以奏效。其二，单月CPI的下降具有滞后效应，输入型通胀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故而更大的冲击还远未到来，此时放松银根后果可想而知；其三，热钱的担忧难以成为借口，国际热钱对于中国的垂涎更多的来自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紧缩性政策和利率倒挂不可能是热钱涌动的罪魁祸首，相反，一旦通胀形势恶化，热钱的急剧退出反而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和危害。

　　如此，在当前中国的形势下，治理通货膨胀应坚定不移地视为宏观调控的第一目标，只有在稳定物价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能被优先考虑。而一切对于通胀的徘徊和犹豫，以及看似对于增长的关注都是一种短视行为，需要坚决地剔除。

　　对于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来说，治理通胀任重而道远，切不可让增长偏好怂恿了通货膨胀的脾性。笔者以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应双管齐下，央行加息应果断立行，不宜左顾右盼而错失良机；财政政策上，不要让价格管制扭曲了市场的作用机制，不要企图以保护和补贴来挽救垂危中的企业。中国经济正值结构转型之际，通货膨胀的形势亦处于紧张之中，我们应收起增长的偏好和GDP“锦标赛”式的追求机制，以牺牲短期增长为手段和代价，打好通胀攻坚战，以确保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