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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没有哪个健康而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不是以企业为本位的。也可以说，一个社会，是否以企业为本位，不仅仅是工业化进程的衡量标示，更是一种能否以人为本及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就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结构看，企业本位更多是相对政府本位而言的。几千年的皇权帝制，集权政府向来是社会的主宰与主体。官权渗透而遍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可以支配和代表一切。拥有政府权力的官员，是社会资源的化身，是荣誉、尊贵、财富、傲慢甚至为所欲为的化身，因而几乎是所有社会普通成员追求的目标。普通人一旦成为政府权力掌控队伍中的一员，也就极少不成为不遗余力巩固政府权力集中与威力的一员。于是，政府本位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典型生态特征。
以政府为本位的社会，其进步和民众福利增进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极少数精英的开明与否。而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框架下，这种指望极少数精英开明化的进步机制是极其脆弱的。即便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少类似的开明，无不都是不昙花一现。所以，政府本位的社会在达到一定进步水平后，就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欧美农业产值已下降为不到GDP的10%，工商企业已吸纳了绝大部分就业人员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动力却仍被固定在以农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领域，农业产值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还占到近60%，上个世纪末的农业仍吸纳了超过50%的就业人员，而此时的美国仅仅为1.7%。
18世纪中期，正值以政府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处于所谓“盛世”，那位自负而又狭隘愚蠢到自封“十全老人”的乾隆帝，从1751年开始，集中力量上上下下忙于随行队伍2000多人、大船1000多艘、纤夫3600人以及随时听候调遣的马匹6000、车辆400、骆驼800、民夫1万等严重劳民伤财的沿运河“六下江南”，英国却在“还政于民”的大道上，主要政府力量服务于大大小小众多工商企业，市场自律组织性质的“伦敦工艺协会”设立重奖鼓励纺纱机的发明，从1767年的“珍妮纺纱机”，到1769年阿莱克特的“水力纺纱机”，再到同年的瓦特蒸汽机，工业化生产和商业贸易公司从最早集中地——兰开夏——迅速遍及英伦三岛。自此，“天朝帝国”很快滑向衰落而屈辱的深渊，欧洲则在隆隆机器声中踏上了以企业为本位的快速增长和富裕的道路。
也正是过去30年在“政府本位”上的松动，在当初强烈批评“企业本位”理论的声音中向“企业本位”的逐步靠近，才有了缓慢但仍有进展的“政企分离”改革，也才有了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国民经济结构的改进，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然而，应当清醒的是，“企业本位”式的社会生态还远未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政府不当干预仍然遍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主要社会资源的掌控和支配主体仍是各级政府。且不说，国有企业人、财、物的体制与运营机制在“政企分开”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上仍处于起跑阶段，即便是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境内民营企业，近年来“政府本位”的色彩也越来越强。典型例证是，东部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政绩工程”着想，不管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既定发展战略，政府力量大规模介入，一味低成本提供土地、能源、资金等，不顾企业发展的客观现实，急着“催肥”民企“做大做强”，过早地将其推入多元化和规模化阶段，以致一旦遇上全球经济周期调整，或者由于管理跟不上等原因，就会发生市场萎缩、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停摆关门等现象。这种状况，你能说不是一种“政府本位”的体现吗？
当企业管理者的过多精力被迫放在“跑政府”上，主要资源获取和竞争力培育来自于“政府批准”；当企业的市场搜寻和商业谈判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政府认可；当高校毕业生将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作为择业首选时，即使这个社会企业法人再多，创造的产值份额和吸纳的就业份额再大，也不是真正的企业本位式社会，仍然属于政府本位。
凡政府本位的社会，就没有企业本位的生存之地。而没有企业本位的社会生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自主经营，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或备受压抑或受到不应有“行政激励干预”或者“行政激励引诱”而被不切实际地放大，最终脱离客观市场需求或者应有发展道路而难以为继。在这样的社会，流行的实用规则是“权钱交易”，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行政权力，人们的最大追求不是注重创新和竞争的企业家商业精神而是“官本位”。在政府及政治系列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机制是“自上而下”，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政府规模是扩张而非缩减的，政府管理是浮夸而粗放的，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和重大失误概率远大于企业本位下的情况。
要想发展市场经济，继续推进工业化，就非得打破政府本位，建立起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社会生态不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企业本位不仅是竞争与创新等市场精神的基础，更意味着一个有限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政府，一个得到明确授权并受到广泛有效监督而高效的政府，一个允许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而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允许多种声音存在而广泛辩论从而信息流畅并不断生产高质量决策依据的社会，一个广泛“对下负责”的政治民主和文明。所有这些，都是健全市场经济机制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