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紧货币政策下，死掉的未必就是没有效率的，而活下来的未必就是有效率的。从紧货币政策事实上的效果是，与政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投资更容易或者更大比例地获得信贷资源。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经济资源错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向着政府（特别是垄断部门）倾斜，而这恰恰是造成我们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因素。
⊙刘煜辉
当下的中国正在展开一场货币政策要不要松动的辩论。有人说，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那些没办法活下来的企业，没有竞争力，就应该被市场所淘汰。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大多数情况的确如此。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中国经济是一个比美国复杂得多的经济结构，有市场化的经济成分，还有更多的成分事实上游离在市场之外，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体制内，通俗地讲就是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
在这样的结构中，从紧货币政策下，死掉的未必就是没有效率的，而活下来的未必就是有效率的。相反，恰恰是那些与政府有关系、在各种要素上（税收、土地、行政审批等等）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最能扛住紧缩的压力，最终它们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因为没有市场化的成分再与它们争资源了。
不要低估了我们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银行也不是傻子，股改后的它们也是经济人，它们深知这样的经济体制下，放给谁贷款是最保险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5月，工行中小企业贷款增量下降了70% 。一句话，现行体制下，从紧货币政策事实上的效果是，与政府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投资更容易或者更大比例地获得信贷资源。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经济资源错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更加向着政府（特别是垄断部门）倾斜。
而这恰恰是造成我们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因素。储蓄长期大于投资（投资消费关系失衡）的另一面，必然是外部需求来平衡形成巨额顺差（国际收支失衡）。
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政府来花，最后花的对象当然是做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但今天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再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的消费决策和投资权力，只会进一步把中国的资源往工业上靠，越来越往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上靠，而不是根本性的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就只能靠出口和投资来实现。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异常加速，今天的中国也在为经济的政府主导性（主导资源配置）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由于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全球的需求都需要由中国承载），形成“大进大出”的经济结构。
一方面，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国经济必然与美元拴得越来越紧。只要美国人一松货币，中国就得承受原材料上升这种所谓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无法将通胀压力外移，即通过通胀输出来压缩美国松货币的空间，反过来也能减轻自己所承受的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因为全球制成品的价值决定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 。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所以，只能用我们的低要素价格以及由此扭曲生成的庞大的政府财政“扛”着。
但是这种“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财政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必然传给企业，要企业扛着，当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从内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外移，让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演化成全面通货膨胀，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结束这个周期。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已经不能再把货币政策这类短期政策推到第一线，干一些“裱糊匠”的活了。过多、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徒劳，而且滋生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严重损害到了整个经济体的效率，伤害到整个经济体“扛”住通胀的能力。
中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再也不能偏移了，唯有改体制、调结构才有摆脱危机的希望。理顺价格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其他的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目标，以保证这个目标的最终成功。
很多人简单地认为理顺价格就是涨价，那是短视的。而理顺价格的本质是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
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的、最精确的需求管理，只有要素价格上涨，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一句话，才能真正把那些长期靠政府背景的、在各种要素上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从资源配置的市场中挤出去。
而把握着中国市场化经济成分命脉的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做呢？恰恰相反，其定位就不是“一刀切”的总量紧缩，而是优化资源配置，是应该为当下严厉的信贷管制松绑，积极支持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成分的发展，特别是支持私人部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不是外移导致通胀的扩散。同时，必须稳定汇率的预期，从源头上遏制热钱的流入，不能让境外资本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