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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
3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突出，问题鲜明，既极大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也逐渐形成了新的改革僵局——享受改革成就的心理胜于勇于改革的决断；认识问题的欲望被为成绩辩护的心理遮蔽；要素改革的取向掩盖着体制变革的必要；国家能力的凸显压制着社会、市场的功能；领导的主观决断胜于制度力量的培育；乐观的国民心理侵蚀着忧患的改革意识。这是改革陷入僵局的诸种标志，走出改革僵局，是改革开放得以开拓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前提。
思想的解放关键要投射到制度的建构层面。国家结构上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自治分流，是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中，如何谋划新型工业化的大局、如何筹划区域经济架构；在政治领域中，如何破除行政体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在社会领域中，如何使公民自治更为有效；在生态方面，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些都是此轮“思想解放”需要处理的问题。
广东如欲领承破局之责，就需要达成解放思想的共识，需要改革权力结构、领导选拔、人才聚集、绩效评估的权力状态，需要重建改革领导链和人才链，需要呼唤具有历史气魄和改革胆识的人们登上历史前台，需要打破陈规陋习、破除小富即安的群体心理，需要站在世界发展高度筹划珠三角的未来。
◆金融合作创新是机遇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广东的产业结构要上台阶，还不是讲一般的制造业，而是要金融上台阶。我认为，“深港一体化”是珠三角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近几年我们搞了CEPA，但真正的服务业的一体化是广义的。深圳金融业起步比上海、北京资本市场发展快一点，后来也被上海证券市场超过了；银行业发展始终比较慢，跟香港金融这一块的衔接一直是很弱的，当然这有一个中央的布局问题。实际上比较客观地看，由于法律服务的要求，深港在法律上要有很大的衔接。香港的市场法律和深圳的市场法律要有对接，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未来会不会有这种机遇，我觉得有可能。
全球的金融格局未来五到十年会有变化，如果中国应付得当的话，在未来十年以后，整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势必会提高。但是这个布局怎么布，在珠三角，香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体系是什么定位，这确实是要仔细考虑的。
◆广东可发展三大合作区
杜钢建（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
政府体制改革必须消除“四化”，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还有一点，广东完全有可能在中央的支持下，重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21个地级市的单位必须要大幅度改革，要充分发挥面临港澳台的地理优势，特别是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应该合一。
广东的下一步的改革要开放三大合作区：深圳-香港合作区，珠海-澳门合作区，另外就是潮汕-台湾高雄合作区，要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改革。港澳台体制不可能变，变的是这三大合作区的体制，它们必须重造，要分别邀请港澳台人士参与改造、重造，使得我们的体制能够逐渐和对方接轨。
◆三权协调制衡
高尚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广东怎么探索？怎么走在前面？广东原来提出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分开的问题，是深圳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不敢提了，有人提出质疑了。现在有了共识，这次提出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既协调、又制衡，我觉得很对。
政治体制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建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讲得很清楚，“民主政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提得很高。现在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七大也提出来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去叫“深化”，现在提的是“加快”，而且目标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也提出来了。应该讲这次步子还比较小，但往往步子大了以后阻力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