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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津龙办公室窗外就是温州闹市区。在这个经济曾经超高速发展的明星城市,繁华的街道上不时会有一些豪华跑车驶过。
这个城市在每一天醒来时都喧嚣依旧,但喧嚣的背后却凸显着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指标:上半年,生产总值增幅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居浙江省末位;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居浙江省末位……
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温州模式悄然已从“以商带工”蜕变为“资本游击队”。
⊙本报记者 蔡国兆 李娟 曹薇
经济调整中“倒下”的企业
阮忠林终于把做了２０年的鞋厂关闭了，这是他目前最主要的投资。做得最好的时候，他的瑞安忠鑫鞋业有限公司“资产逾千万元，员工２８０多人，技术人员２５人，拥有２条国内先进制鞋生产流水线，年生产能力１３０万双。”
阮忠林有个叫做“三鼎”的鞋类品牌，主要生产男女休闲鞋和绅士皮鞋，工厂在瑞安市莘塍镇垟底工业区。
温州的工业分区多以镇来划分，莘塍镇这个镇基本上是生产鞋子的，阮在当地算是一个大姓，单说找生产鞋的“阮老板”，可以找到好几个人。“周围好多鞋企都停产了，我们算中小企业，比我们更小的，早就关了。”阮忠林这样告诉记者。
“最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做１００多万双，我们自己做内贸，通过外贸公司出口一些。”阮忠林的声音低沉下来。他说，原材料涨价、经济不景气，销售量不断下滑，最后只好把经营了２０年的企业匆忙关闭了。
很难去调查清楚究竟有多少温州鞋企关门。记者从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了解到，现在还有２６００家鞋类企业处于生存状态。而在２００５年相关媒体的报道，温州有鞋企近４０００家，从业人员４０多万，年产皮鞋６亿双左右。
要搞清楚有多少温州企业在这轮经济调整中“倒下”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但来自官方的可能并不准确的数据已经相当惊人。温州市经贸委７月初曾对该市３１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１５５２１家中小企业进行过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当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达１２５９家，占调查总数的８．１％，比一季度增加２．１个百分点。
这些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涉及的行业有纺织、鞋业、服装、印刷、塑料制品、眼镜、电工电器、工艺品、制革，其中鞋革、印刷、服装等行业倒闭企业数居于前三位，占倒闭企业数的５６．８％、８．８％和６％。
“曾经辉煌的温州特色产业已经出现了某种衰弱迹象。”当地一位经济学者这样说。
出现衰弱迹象的市场
在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困境的背后，温州的市场也出现了某些令人不安的迹象。
２００８年７月，浙江台州人阿峰再度来到了温州的永嘉桥头镇，两年前，他曾经在这个被称为“纽扣之都、拉链之乡”批发过货物。当时，桥头镇有纽扣企业５６０多家，年产值１３亿元以上，占据国内市场的８０％，国际市场也有６０％的份额。
“‘纽扣之都、拉链之乡’的路牌依旧，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已不复存在。”阿峰有些感慨。
出租车司机陈严兴介绍说，他在桥头和鸥北之间开了１０年的出租车，一直为外地来桥头的客户服务，但近几年桥头的生意根本没办法做，客户一年比一年少，很多客户甚至来了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大部分企业都把生产出来的成品拉到义乌去了。”陈严兴说。
在桥头商贸城里，就是地段最好的铺位也只有几家纽扣和拉链企业在支撑着门面，其他好多铺位都挂上了托运部的牌子。在商贸城的小广场上，横七竖八地停着各式车辆，其中最显眼的是一辆“桥头-义乌”双层大客车。
曾经被大多数温州人引以为傲的小商品市场正在走向衰弱。而在这些市场的背后，有着一组令人难堪的数据——上半年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出口交货值３０７．０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４％，增幅同比回落１８．９个百分点，出口对产值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２２％下降到５．６％。尤其是６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首次出现负增长，增幅同比下降了５．８％。
温州市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１至６月，温州的眼镜、打火机、锁具、制笔、服装等以出口为主的几大行业，出口增幅均处于下降趋势。
宏观背景或仅提供加速下滑契机
数据显示，６月份温州工业、投资、出口和财政等指标分别增长６．９％、－９．４％、１４．２％、１１．１％，比１至５月累计增幅回落７．３、１７．８、６．４和１４．６个百分点。
“（温州）经济总体下滑风险正在逐步集聚和显现。”在温州市统计局不久前成稿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
实际上，温州经济已连续多年出现了下滑的迹象。“最早发现温州经济有下滑趋势是在２０００年。”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仁寿对记者说。
“当时很多数据表明，２０００年是一个转折点，不管是从发展速度，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对温州来说，都开始进入一个滞缓期。”张仁寿说。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温州ＧＤＰ增速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到７、８月份更是跌至倒数第一。至２００６年，温州生产总值１８３４．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３％，从增速上比较，ＧＤＰ增速已经低于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１．４个百分点，居长三角城市第１５位，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位。
有专家指出，宏观调控和世界经济环境的趋紧只是为温州经济提供了一个加速下滑的契机。
“以商带工”蜕变为“资本游击队”
１９８０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温州模式”时提出，温州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但在这个模式的嬗变中，温州逐渐背离了当初的发展轨迹。
温州模式的鼓吹者、当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直在不屈不挠地给全国各地的记者发送邮件。邮件的内容是温州资本如何转战境内外。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温州资本过于执著于满足自己的获利冲动，温州模式已经从“以商带工”蜕变为“资本游击队”。
位于温州永嘉的红蜻蜓集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温州式的发展”。其董事长钱金波曾经跟媒体表示：“不搞多元化，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剩余的钱想办法找卖点”。最多的时候，红蜻蜓的“多元化”曾经涉足到房地产、百货、金融、教育，服装领域。
尽管在２００５年，钱金波提出了回归主业的计划，但业内人士称，红蜻蜓已经错失了不少发展机会。“游弋在境内外的温州资本在四处寻求获利机会。”——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很多温州企业关注的是，这笔投资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最大的回报。
与这种特性相关，温州市的支柱产业几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也没有得到大的突破。
“温州老底子以轻纺工业为主，工业化转型又没有抓住机遇。所以导致这个城市的经济很难转型。”张仁寿说。
可以说，获利的冲动让温州人造就了温州模式，又让温州人背叛了温州模式。当温州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资本不再专注于进入工业领域，并在这个领域里积累和发展，温州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困局”。
而这，与宏观经济背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