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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案件终于水落石出：肖日明及上海华明不侵犯长征电器的商业秘密，更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2008年4月，该事件发生后从未在媒体露面的肖日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陈其珏
4月上旬的一天，上海普陀区真北路上车流如织。
而就在左近，一条名为同普路的小路静谧得恍如隔世，上海华明便隐落于此。外人很难想象，在没有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情况下，这家国内龙头、全球排名第二的高压有载开关制造企业2007年创造了5.6亿元的销售总额，并获得30多项国家专利，在国内电气民企中占有重要一席。
进入这座占地50亩、绿树成荫的华明厂区，记者见到了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上海华明创始人——肖日明：只见他个子不高，体型微胖，身着一件蓝色工作服，头戴鸭舌帽，年已72岁的他脸上写尽沧桑，但精神却矍铄异常。
如果对股改以来的中国证券市场稍有了解的话，都会知道这位老人的有所耳闻：肖日明在曾引起社会舆论轰动的“长征电器事件”中，被动地扮演了重要角色。
原本，“长征电器”事件只是一件普通的内部监事举报上市公司财务问题案，但随着2005年末知名维权律师严义明的火线加入及全国财经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针对上市公司长征电器（现更名为“长征电气”）的举报案变得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尤为戏剧性的是，在2006年年中，正当长征电器受广泛质疑的关键时刻，长征电器实际控制人潘琦公开指责商业竞争对手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华明伴随一桩涉案5亿的商业秘密纠纷开始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潘琦所提到的这一纠纷案发生于2005年9月。当时，长征电器向贵州省有关部门举报上海华明创始人肖日明及公司涉嫌侵犯其商业秘密。当地司法机关对当时远在美国的肖日明作出批捕决定，并予以边控。由于该举报从时间追溯上跨度达23年，涉及金额更高达5亿元，故一度被称为“中国商业秘密纠纷第一案”。
直到两年后，案件才水落石出：有关部门经调查取证认为上述指控不成立，肖日明及上海华明不侵犯长征电器的商业秘密，更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2007年4月，遵义市检察院撤销批捕决定；当年6月，遵义市公安局也撤销了该案件；长征电器则主动向广西自治区高院撤销对肖日明和上海华明的民事诉讼。在此期间，监事举报上市公司一事也因律师中途撤退而暂告一段落。至此，整个事件才悄然落下帷幕。
事件虽已曲终，但中心人物——肖日明却从未公开露过面。在近两年时间中，一直处于“边控”状态的他不得不长期滞留美国，而这样一个关键角色的缺席也令历史真相无法全然廓清。
本报记者获知，案件撤销后，司法机关的边控也随之结束。肖日明，这位国内高压有载开关行业的领军人物终于答应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这也是整个事件发生后，肖日明首次在媒体上露面。在此之前，肖日明出现在媒体上的时间还要追溯到50年前：当时，由于他的杰出表现，解放日报专门刊登整版文章号召学习他所在的小组，并将该小组命名为“肖日明小组”……
因“特嫌”身份而专攻技术
年过50的上海人中有不少还记得文革前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人学习丁杏青，组组追赶肖日明”——后者指的正是记者眼前的这位肖工。当年，他曾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老劳模。
由于幼时贫苦，肖日明对改变他命运的党和政府始终心存感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府照顾下进夜校读书扫盲，并于1956年进了上海华通开关厂，生活也随之有了一定保障。自那时起，肖日明就开始拼命工作。由于技术突出，他刚满师就当上了工作组组长，带了一个36人的小组。印象中，当时厂里无论碰上什么技术难题，找肖工就总能克服解决。凭着一份执著和努力，肖日明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渐渐被树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
直到1964年，肖日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青年突击手，还获邀进京参加国庆观礼。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风云人物，解放日报甚至专门刊登整版文章号召学习他所在的小组，于是就有了这句“人人学习丁杏青，组组追赶肖日明”的口号。他也在那时入了党。
然而，一段不经意中穿插进来的“特嫌”（特务嫌疑）小插曲却几乎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建国初期，肖日明进了上海团市委办的一个补习班学习。这个班的老师指定他做班长，并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岂料，他的班中有个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顺手就将“肖日明”三字记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肖后来才得知，这个特务一进大陆就被监控，被捕后那个本子上所写的名字就成了他一生所谓的“身份问题”。尽管此事最初并未被调查，但肖日明的“特嫌”身份却进了档案。
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组织上给肖的定位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技术骨干，而不是一个政治骨干。”
内迁贵州 人生转折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的命运常常只能被大的历史趋势所左右，便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只能浮沉随浪、跟波逐流。
1964年，国内开始了“四清”运动，肖日明的命运随即发生重大转折。由于“四清”强调阶级斗争，有他这样背景的人自然得不到重用。1966年，华通公司要内迁贵州主攻低压电器，在大学里学高压电器的肖日明原本无须内迁。但或许因为那个“特嫌”的身份，他成为先发队伍的一员率先内迁去了贵州。
但肖日明没有任何怨言，甚至还动员妻子举家搬去贵州。1966年，刚刚完婚的他当年就到了穷乡僻壤的贵州遵义。
当时遵义的环境相当困苦，除了山就是农田。生活几可用赤贫来形容——盖破棉被，住草棚屋。有件小事颇说明问题：到了一个新地方之后，肖日明总想去市区走走，便询问当地人该如何去市中心，孰料那人告诉他，“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市中心”……
但比起之后的劫难，这些又算不了什么了。“四清”之后紧接着就是文革，肖日明在这场风波中受尽迫害。当时，在他遵义家的门口、窗下全是高音喇叭、批斗口号和游行队伍，从厂区宿舍到食堂也贴满了对他的大字报。至于抄家、游街、捆绑、吊打、关押等种种“待遇”，他都一一尝尽。幸而，肖日明为人十分硬气，而厂里也有不少员工站出来替他辩护，使他最终度过此劫。
1977年，他的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折。当时的长征电器一厂欲自行研发生产有载开关，但存在技术困难，于是厂长就找到肖日明，希望他一起参加攻关。
作为提高电能质量、稳定电压的一种关键设备，有载开关在我国城市电网建设中日益普及。但30年前，该设备的技术完全被海外垄断。为实现国产化，机械部1977年决定将各厂联合测绘设计的图纸提供给长征一厂开发并生产这一产品，肖日明即受邀担任新产品试制车间的技术主任一职。在接下来的生命历程中，他和有载开关结下一生之缘。业内后来大都认可，没有肖日明就没有仿制产品的成功，也不会有后来长征一厂的技术引进，更不会有今天的有载开关，及与德国MR公司的所有纠葛。
1979年，国内有载开关研制成功，完成试验并通过鉴定。但在实际生产中仍出现不少问题，有关方面就考虑向德国MR公司引进技术。但此时，肖日明却对是否有必要花大量外汇引进技术表示异议。他从德国考察回来后发现，中国的产品确实与德国产品有一定差距，但这是材料和工艺造成的；引进只能解决设计图纸，而制造开关用的还是国产材料和工艺，问题并不会真正得到解决。
另一件令肖日明终生难忘的事情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期间，中国要进口两台一手可提的直流电桥竟需要用一个万吨轮的猪肉去和国外换。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肖日明。他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自力更生，没有自己强大的民族工业，不仅各方面都被外国人欺负，还要受他们的严重剥削。
然而，肖日明的声音并未得到认同，他最后甚至还被委派负责引进事宜。据他回忆，当时在和MR公司洽谈技术引进时，对方看到遵义方面已把产品做出来了，当场就说这是在“羞辱”他们，因为产品都做出来了又何必要引进？当中方负责人表示真心实意要引进对方技术后，德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转投吴江 一波三折
很多人在碰壁之后选择默默忍受，但肖日明却宁可“以脚投票”。
由于意见分歧，肖在长征一厂被调离了车间主任的岗位，担任另一闲职。他由此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正巧，机械部当时决定在江苏吴江定点一个有载开关厂，急需技术人员实施开发，于是就推荐了肖日明。后者正苦于自己的专业和技术得不到重用，就在机械部的牵线搭桥下决定去吴江继续发展。
但当他给长征厂打报告申请调动时，厂里却不同意。肖随后提出辞职，但厂里仍是不批。由于档案、关系都在遵义，而当时全社会对此还非常看重，他陷入思想矛盾左右为难。
1984年，又有两件事对肖日明后来的离去触动很大：一是当时《贵州日报》头版有篇报道介绍贵阳建筑设计院10个工程师集体跳槽，省委书记写信祝贺他们；另一件是肖日明所在的长征厂死了两个技术人员：一个来自上海，原本想退休后还能回沪，但上海的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而企业方面更不讲道理，认为他离婚后算单身，就连去上海探亲也不允许。最后，这人想不通，上吊自杀了。另一个是位总工程师，在厂里加工资的评选中落选，加之长期的压抑和郁闷，本有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他回去喝酒消愁竟一命呜呼。
“后来我想，这种地方还是不要再留了，不如去外面闯，闯得好活下去，闯得不好死掉拉到。”肖日明心一横，决定“三不要”就离开遵义。出来后不到一周，他开始在吴江厂工作。
凭借购买的散件测绘零件图、从遵义废品回收站买回来的一堆报废图纸、自己的工作笔记以及脑中记忆，肖日明开始在吴江试制有载开关。利用从德国进口的一些散件，肖日明最终把国产的M型、V型开关做了出来。
有了这两种开关，吴江厂获得迅速发展，1984年还是200万的销售额，到了1988年竟跃升到了2000万。此时的肖日明迎来人生中的又一段辉煌：劳动模范、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个人荣誉再度接踵而至。
但好景不长。由于吴江厂把制造有载开关的零件分发到当地乡镇企业制作，不少零件质量不过关，肖日明与吴江厂厂长的矛盾开始激化。1988年底，肖日明第二次提出辞职。
创业上海 第一桶金
回看肖日明创业前的这段经历，种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似有天意——如果当初不是内迁贵州，他未必会和有载开关扯上关系；而如果不是两番辞职，也未必会有后来的华明。
离开吴江后，重新“一无所有”的肖日明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那段时日，他尝试与上海、常州、嘉兴等地一些厂家谈合作。为了找一家收留的单位，他们开出的条件相当简单，只要能让肖日明继续研究有载开关，同时解决户口和编制问题。最终，还是他以前工作过的上海华通开关厂愿意投资50万成立新的汇丰开关厂，让肖来研制有载开关。不过，因种种原因，50万投资后来并未兑现。
所谓否极泰来。正当肖日明一家四口挤在祖辈留下的一间小房中维持生计之时，北京变压器厂和沈阳变压器厂先后在上海找到他，希望能利用他的技术，合作研制有载开关。其中，前者决定提供80万启动资金，这就是今天华明的第一桶金；后者则愿提供60万元。依靠这两笔资金，华明开始了最初的创业。
此后，肖日明通过机械部的关系将汇丰厂转到了上海工程咨询研究中心。1991年，政府计划把咨询中心撤除，肖日明和相关技术、资产等随即被转让到了上海普陀区曹安街道。后者投资50万元成立上海华明开关厂，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街道委派厂长和支部书记，肖日明则继续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上海华通厂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第一大开关厂，我们希望我们的明天像华通一样。”肖日明的长子肖毅向记者透露了厂名的由来。
经过此后发展与改制，华明厂的发展更加如鱼得水。1999年，华明业绩首次超过长征电器，成为行业老大，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申请专利数量达120余项。如今，华明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是在全球各地与行业老大——德国MR公司正面交锋。也正由于华明的存在，德国MR公司30年来一直不敢涨价，间接为国内省下大量外汇。
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行业内有不少人至今都不叫他们华明开关，而直接称之为“肖日明的开关”。
解读肖日明
和所有的成功人士一样，肖日明之所以能带领华明冲上国内行业老大的位置，更引起全球行业老大的紧张和嫉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性格宿命。尽管一开始因历史原因，他的命运不由自主；但最终，执着的肖工还是成为生命的舵手。
“文革时造反派要斗我，我就想你们算什么？你们又懂点什么？我是劳动模范，工资比你们多一大截，我活样样会干，我还是共产党员。你们算什么？我绝对不自杀，除非把我斗死。我一身清白，为什么要自杀？”
还有一次，长征厂试制车间里的工人怠工。后来肖日明想出一个类似于现在承包制的办法，实施后任务很快就漂亮地完成了。但这一做法却引起支部书记的不满。后者到党委告状说肖日明搞“资本主义”，还要开会批斗他。
“我也不买他的账，既然要开会就把所有员工叫来开大会，看看到底是我对还是你们对？如果不这么做，工人加班磨洋工，工作要做到哪年哪月？”
另有一次，在某年召开的有载开关讨论会上，因为出差时间延误问题，肖日明甚至和当时的电工总局局长正面“顶牛”。“我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觉得党和人民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官僚作风，因此也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肖日明自嘲说。
而对技术的痴迷是另一个凸显他性格的方面。在被“边控”那段时期，儿子肖毅前去美国探望，肖日明只要求能带一些有载开关的图纸过去，只因“脑子里有一些图纸结构想不起来了”。平时，他只要一有灵感、思路就立刻记下来，无所谓上下班和业余时间，也无所谓大清早和三更半夜。对技术的爱好和对专业的痴迷，早已成为他人生的绝大部分。
“我一直抱定的信念是大事做不了就踏实做小事，但只要是我所从事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到世界级。我们所有人，不管你做的事是大是小，你都有责任把它做到行业最佳。这样一来我们整个国家不就强盛了吗？”肖日明坦言，他现在能引起MR的紧张，自己也感觉很欣慰。
颇有意味的是，他也一直对自己的党员身份非常看重。就在肖日明回国后不久，上海市统战部有领导前去看望他，谁知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你们的统战对象，我是共产党员。”
与工作的执着相对应的是生活的质朴。即便已功成名就，他依然无欲无求，一直住在曹杨八村一间条件简陋的小屋里。1996年开始，他就处于退休状态了，但仍带了几个学生，每年给厂里开发两个新产品。
执着、坚毅、忍耐、专一——肖日明的成功秘诀说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而这不正是普罗大众所最欠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