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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多，国家统计局关于上半年统计数据表明，宏观经济的困难比年初预计的还要严重。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今年以及过去几年，我国的宏观调控无疑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实事求是说，以目前宏观经济的情形，再倚重货币政策，而不利用财政政策，可能很难达到“一保一控”这个新的调控目标了。
上半年以GDP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是10.4%，这个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为什么还引起国人的忧虑？因为这是三年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需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如果不能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增长，就不可能有人均福利水平的迅速提高，也无法维持较高的就业率。所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需要引起严重关注。
要保持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是维持适度的总需求。只有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增加总需求。就货币政策来说，尽管央行最新的报告不再刻意强调从紧，但是从紧的基调是不会动摇的，除了某些特殊行业，央行下半年不可能出台宽松的政策。所以，维持一个较为旺盛的总需求，不能再指望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却大有可为。比如减税，就是既可能又必要的政策手段。
且来看几个中国目前的主要税种。增值税是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即不允许企业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这相当于对企业没有增值的价值也征了税。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允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企业的实际税负就会大为减轻。如果增值税不转型，现行17%的基本税率显然就有很大的下降空间。消费税是一种税上加税，凡征收消费税的商品，事先都被征过增值税了。“税不重征”是课税的圭臬。现在的消费税是从保证财政收入的角度课征的，税率畸高，也有降低的必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商品的税收负担较高，所得税的负担就应该较低，比如，大多数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都不对商品的流转征收增值税。可是，我们在实行较高税负的商品税的同时，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也比较高。以公众最为关心的个人所得税为例，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了27.3%，根本原因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而累进程度又过高。所以，无论是商品税，还是所得税，都有降低的必要和可能。
在国外，凡需求锐减的时候，维持总需求就必须转到依靠国内需求上来。国内需求就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的主要是投资需求，货币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的，现在央行考虑的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择机加息，所以，降低利息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以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增加对个人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在国库异常充盈的条件下，降低所得税和增加转移支付都是可能的。货币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并不明显，而财政政策却对消费需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财政补贴。
再说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本是央行货币政策的核心任务，而且央行此类的手段很多，很有效，在我国主要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但是，政策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经过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了17.5%的水平，再行提高的空间十分有限。对于通胀压力，事后消除其负面影响，与事先抑制它的发生，同样重要。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说，上半年全国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去年增长了18%，远高于CPI的7.9%，这个数据引起不少人的质疑。因为18%的增幅，是在职职工，是平均水平而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的结构。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特别是行业差距，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实际上，CPI的上升，已经对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消除通胀，财政可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转移支付，也就是红包。
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甚至倒闭，引起广泛的关注。导致企业困难的原因很多，人民币升值，国外需求下降等都包括在内。但是，人民币升值具有内在必然性，控制升值节奏，可能有助于缓解企业困境，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从长期看，人民币的升值具有不可逆转性。国外需求下降，比如美国由于“次按危机”和“两房”问题引致的经济不景气，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在这些方面，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出口退税政策和税费负担，是与上述因素有同样影响，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而出口退税和税费，是财政政策能控制和调整的。在合理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退税比率的基础上，提高出口退税率，同时，降低企业的税负，清理各种企业收费，是更为可行和有效的缓解出口企业困境的手段。除了税负，企业的各种费用负担更是五花八门，房地产企业的收费有五十多种，没有哪一项可以避免，形同课税，出口企业的情况恐怕也类似吧。我们总说要求企业提高竞争力，在如此重的税费负担下，企业的竞争力从何谈起？
财政收入两位数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初衷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现在这个目标早已实现。那么，当宏观经济出现困难，需要财政政策发挥应有作用的时候，财政就应该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