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危机期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危机调整而最受影响的利益团体，总是希望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然而，可能被大部分公众忽略了的是，之所以有危机及其后的衰退，是因为原有经济格局出了麻烦，而其中就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因素。

　　凡是那些最醒目的建筑物属于政府机构的城镇，往往经济较为落后；凡是私人建筑主导的城镇，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我迄今为止游历华夏各地的突出印象。换句话说，从经济角度讲，落后地区的政府相对规模大于发达地区。

　　诚如在落后地区，政府掌控一切而压抑了私人经济力量一样，在经济危机以及衰退和萧条期间，政府多半在主客观上会扩大自身的角色和作用。这可能是“社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定位，越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越是要彰显强力领导和管理作用。而更大的可能是，现代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政治利益团体的把持，不管是危机还是繁荣期间，总有规模扩充的冲动，而只不过危机期间更明显罢了。

　　当然，危机期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危机调整而最受影响的利益团体，总是希望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然而，可能被大部分公众忽略了的是，之所以有危机及其后的衰退，正是因为原有经济格局出了麻烦。至于问题的产生和积累，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因素。而不管是由哪种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都无法主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化解。那些原本不可持续而需要由危机促成破产和重组的企业与行业，无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去改变他们被淘汰和重组的命运，都只会造成将来更大规模的危机以及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所以，每当危机发生，人们除了指望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也会在第一时间将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起因归于政府，而发出更多指责。这种恶性循环，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已经形成，并正在强化。

　　政府行为受到更大的鼓励和认可，起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正因为那次危机中的政府行为，凯恩斯经济学才得以传播，并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作为制定政府经济政策理论依据的宏观经济学也才得以建立。但是，随着历史视野的延展，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政府经济政策将核心国家的经济运行推出了那场危机，还不如说是“二战”的作用更大一些。无论怎样，历史事实是，自那次危机后，政府行为越来越不受约束，政府规模加速扩大。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一再出现，反而出现的频率提高了，危机的原因也愈发复杂了。

　　原本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愿望，经济一旦走上复苏和繁荣，政府应减少其干预行为。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令这一学派好不难堪。繁荣时期，不但没能使政府冷静和收缩战线，反而更加刺激了“为民做主”的多种干预。特别是，当人类的货币制度由贵金属本位转到纸币本位后，“货币文化”主导的经济运行，实际演变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导。而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不属于政府行为的。

　　历经过去十年可说是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经济繁荣后，眼下又陷入了本世纪第一场最严重的危机中。且不说，核心国家在过去十年的繁荣，相当部分动力来自于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就拿迄今已有一年多的危机处理看，政府行为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参与其中。从大量注资已供给过度而理应降温的金融行业，到开设特殊贴现窗口，大幅降低利率和贬值货币，再到大幅度退税、“行政主导”式的金融企业重组甚至直接行政接管，政府的步伐不仅没有停止迹象，似乎还有更宏大的救助计划。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此赞同和默认多，批评和反对少。即便是那些号称当今世界上最能代表民意，最有独立判断力，并对政府最有约束的国会议员们，对政府的大规模行动，迄今也是一路绿灯。

　　但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的怂恿，反而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深化，私人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也更加模糊。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不仅大大增加了全体民众的直接成本，也因对危机缓解无补，甚至加重而加大了公众的间接成本。因为，政府的一切资源支配行为，都是对公众私人资源的挤占。

　　我今天这么讲，并不是否认政府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就一定得无动于衷。只是想强调，如果说，繁荣期间，公众对政府行为看得较紧，则危机期间，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政府的约束，放松了对政府行为授权的“审慎性”。问题是，不当干预增多，不仅增加了危机的复杂性，降低了本应由危机自动调整的经济效果，而且埋下了再次提前爆发危机的种子，增加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减少了公众的总体福利。

　　如此看来，在当前正在发生的危机中，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化国家，都应更加重视对政府授权的审慎性，或者抓紧建立起一个对政府行为予以明确授权和有效约束的政治与制度框架，使其受到更多约束，将精力和行为范围严格限制在检讨和消除过去不适政策上，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应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在接受危机调整的过程中，去消解危机，并借此培育和优化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