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不光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试金石”，我们更希望它也是一副“催化剂”。随着奥运会影响中国金融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逐步加强，将会有力地促进金融业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持续推动国内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中资金融机构在如何加快服务信息化、网络化与数字化建设，改良盈利结构，树立金融品牌等方面正面临诸多机遇。
奥运是一场让国人燃烧自豪与激情的盛宴。 至今回想起2001年7月13日晚申奥成功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依旧令人心潮澎湃。这份激动，不单单是因申奥成功带来的喜悦，更多是因它终结了1993年申奥失利给国人留下的心痛与遗憾。
回想起15年前的失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是借“人权”之名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这纠结了彼时众多的政治因素。不过，细细想来，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能力的落后又何尝不是原因之一呢？
当时，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公司治理水平低下，结构繁冗，激励机制处于“真空”状态——“人浮于事”，“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的痼疾严重损害了金融服务形象。金融支付系统同样处在混乱的起步阶段，银行卡受理环境滞后，“一卡行天下”还是遥不可及之事。当时我国资本市场也是乌云密布，同股不同权、内幕交易和信息黑幕猖獗等严重打击股市定价作用的发挥。
经济开放度低、银行资产质量差、四大行面临“技术性破产”、金融支付系统脆弱、资本市场阴霾之下的不理性——凡此种种皆是当时我国经济金融领域隐藏的问题。坦率地讲，即使1993年申奥成功，以当时的金融实力或许也难担此大任，经受不住奥运这块“试金石”的考验。
然而，今非昔比，改变的不只是世界，更是我们自己。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并不亚于申奥成功的那一刻。事实证明，此后7年，中国金融业取得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银行业对外开放，“引进来”、“走出去”等举措不仅使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大幅改善，而且在提升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加强盈利能力等方面同样有较大突破。中资银行在信用卡市场的竞逐、双币卡风行及联网通用实现等因素均有效整理了杂乱无章的银行卡支付局面，推动了卡片革命和消费金融的兴起。与此同时，中资银行迅速导入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E-Banking服务，金融电子化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在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配套改革之后，中国民众已经从金融业的繁荣中进入了“全民理财”的时代。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成功与否需要一个“试金石”来衡量，奥运会当仁不让地担当了这一角色。“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申奥理念要求我们有能力保证提供最现代的体育场馆，最优美的周边环境，最方便的金融服务。能否完美地承载如此庞大的金融需求，以优质的金融服务获得国际声誉，这的确是对我国金融业的一次大考验。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奥运金融服务也将迎来真正的检阅：
银行卡作为海外人士的基本支付工具，无疑是奥运金融服务的最重要内容。中资银行在数年来的准备工作中表现了良好的社会责任，一方面由商业银行运营的ATM机中可受理外卡数量普遍超过90%；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奥委会规则（如奥运区域只受理VISA卡）进行“刷卡无障碍服务”，在市场环境的诸多限制中成为“外卡收单”的主力军。
奥运城市银行网点基本进行了双语更新，实现双语服务；延长营业时间；设置了奥运绿色通道和外币兑换专用窗口，方便外国客户办理业务；通过设计残疾人专用坡道或者张贴残疾人服务通用标识等，方便残疾人业务办理；积极公示监督电话、投诉网址做到力保客户投诉受理渠道畅通；而且各银行网点加强了保卫保安的监管频率，检查消防设施，加大了安全保卫力度。
其实，奥运不光是中国金融发展的“试金石”，我们更希望它也是一副“催化剂”。尽管我国金融水平与过去相比有大幅提高，但依然存在诸多亟待提高的问题：在宏观方面，金融法制法规建设仍存漏洞，市场化程度不完善，金融运行监测不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在中观方面，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步履蹒跚，公司内部机制“形似神不似”，金融“二元化”矛盾突出，银行卡产业链上下游竞争与垄断失衡；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与金融客户普遍缺乏应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必要准备。然而欣喜的是，奥运会已为我国经济提供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奥运和“后奥运”因素正成为金融业升级的“催化剂”。
随着奥运会影响中国金融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逐步加强，将会有力地促进金融业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奥运效应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推动国内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创新；奥运期间场馆内外不同银行卡受理标准、银行卡跨行清算网络的多样化已成开放银行卡清算转接市场的契机；借力奥运，中资金融机构在如何加快服务信息化、网络化与数字化建设，改良盈利结构，树立金融品牌等方面正面临诸多机遇。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