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官方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微妙变化让人有了货币政策放松的遐想，而且趋向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组合拳也在浮出水面，将集中在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在全国范围推广增值税转型以及信贷额度、出口退税调整等方面，除控制政府支出外，其他措施都可看成是对从紧货币政策的“对冲”。但以总量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其实在结构调整上还有空间，即基于地区间不平衡现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考虑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总量上的货币紧缩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所要求的经济同质化的前提，以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信贷规模控制为主的“一刀切”式紧缩货币政策其实“误伤”了中西部地区。据统计，西部六省区（陕、甘、宁、青、新、内蒙古）2007年外贸顺差为17.89亿美元，仅占全国的0.68%，而且FDI和热钱也大都集中在东部，再加上资金跨区域流动造成的“虹吸效应”，中西部并不存在流动性过剩。现在媒体上充斥着东部民营企业信贷难的呼声，这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思维，其实中西部地区企业面临的困境更大，他们本来就缺乏金融资源支持，现在是雪上加霜。

　　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注重总量，而诸如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属于微观金融结构的问题，不能将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混为一谈，其实这只是胶柱鼓瑟罢了。美国早在1935年就尝试了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高准备金率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实行的准备金率为14%。至今，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中国也有先例，在深圳特区建设过程中，央行批准深圳特区分行拥有自行制定特区内存款准备金率的自主权，而且还规定对经济特区的信贷资金和吸收的存款，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留给经济特区使用。

　　尽管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体现了一定的差别化，比如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商业银行要低2.5个百分点，信贷控制也通过“窗口指导”体现了“有保有压”，还有一些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等，但这些只是针对不同机构和行业的差别化，还没有体现真正的区域差别化。

　　由于利率已经部分市场化，其本身就体现了差别化，而且以中西部地区强制性的利率管制（比如高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来吸引资金，不仅会产生套利现象，而且也不符合银行商业化运营的利益，因此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应主要体现在存款准备金和信贷规模控制上。

　　鉴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是由一级法人总行统一缴纳存款准备金，如何差别化有待研究，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信贷规模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由央行各区域分行制定，目前看来，下调中西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值得考虑。但目前城商行以及城乡信用社持有大比例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截至去年底，城商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5.44%、11.08%和8.9%，远远高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因此仅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不够的，还需要些配套措施。

　　首先，需要放松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控制，并加强对贷款流向的监管，以加速中西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失；其次，应取消对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制度，让存款准备金真正成为“巨斧”，增加银行的运营压力而不是把钱简单地放在央行的账上；最后，要放开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2.3倍的限制。实践证明，低贷款利率造成的信贷配给不仅造成了银行惜贷，而且把真正需要资金的人排除在外，中小企业和农民并不怕高利率，怕的是丧失贷款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