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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胀的两个主要成因与人民币流动性没有太多关系，所以，执行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没有道理，也没有必要。历史地看，现在的物价水平只是较低水平上的“高”，一定的通胀水平是可以容忍的。现在特别需要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今年底，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对于一个经济容量很大的国家来说，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升级，产业结构需要重大调整。而在这个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等关系和矛盾，是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依我看，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然是我们的头等大事，而控制通胀不能过度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因此，可以将宏观经济目标设定为：在维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以容忍不超过7%的通货膨胀。
为什么可以容忍7%的通货膨胀呢？这是因为，我国去年以来出现的通胀，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通胀存在较大差别。首先，本次通胀属于输入型，物价全面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传递到我国经济运行之中所致。在高油价与目前全球货币体系关系巨大，而与人民币流动性没有特别重要关系的判断下，要化解高油价难题，靠货币紧缩政策、靠收缩人民币的流动性，是很难收到效果的。
其次，这次通胀属成本推动型。在“成本推动”中，又有几个需要厘清的问题：一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是否可接受。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劳动者理应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应得的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价上涨，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在控制恶性通胀的同时，应认识到，劳动力成本、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价格上涨，不仅必然，而且必要。二是资源价格上涨是否可接受。当前，各种能源、资源品价格都在上涨，这种上涨，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通过市场机制，市场参与各方都在动态地寻求利益均衡点。在这个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价格管制的范围，价格管制在控制通胀的同时，也削弱了供给，而不增加供给，显然无法治理通胀。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否可接受。农民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很大，国家发展了，自然要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收入，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农村有好处，对结构调整有好处，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总而言之，目前通胀的两个主要成因与人民币的流动性没有太多关系，所以，紧缩货币的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目前，执行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没有道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历史地看，在从1999年到2008年的一个经济周期中，如果将物价水平做平均化处理即可发现，目前的物价水平只是较低水平上的“高”，一定的通胀水平是可以容忍的。
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胀水平的关系，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原则上应减少价格管制措施。当前对于油价的控制和对于一些石油企业的补贴，不仅有碍于公平，也抑制了供给的增长。我认为，应通过能源、资源品价格的上涨来控制高耗能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电价太低，电解铝行业只要通过电力差价，就可以获得利润。电价过低，不利于压缩高耗能企业，政策与战略不相匹配。
第二，坚定地通过内需增长来拉动经济持续发展，而内需拉动首先要提高与内需有关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收入分配。因此，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要更多地关注民生。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10.4%，财政收入增长30%。在这样的收入分配关系下，构建内需拉动力的源泉不足。因此，我国特别需要从经济发展角度灵活地运用税收政策。目前，税收政策运用的重点在降低税率或提高税基。如果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在10%左右，且财政收入增长也保持在10%左右，则结构就相对比较合理，社会大众收入和企业利润就能有相应幅度的提高。
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收入越多，往往造成的浪费越多，效率越低。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民间需求来拉动，不是简单地靠政府投资来推动，要向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告别。
第三，要努力提高大众的财产性收入，充分重视存量财富的增长，重视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重视流量、增量，更要重视存量，尊重前人的成果、尊重历史。为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更多的收益。通过上述努力，可以实现当期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做好流量、增量；也可以实现过去创造出的财富的增值，做好存量。两种财富叠加，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
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中，有一种意图是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来收缩流动性。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提高存贷款利率，实际上是在创造更大的流动性，从而可能推动通货膨胀，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汇率机制与国际游资问题。中国现在成了全球最安全、最没有风险、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全球的短期资本，通过五花八门的路径，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市场，因为这个地方太好赚钱了。
对这些热钱，首先要清楚它从哪些渠道进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还有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贸易夸大价格等，还有很多个人自己带进来。据有关部门介绍，在深圳罗湖口岸，经常可以看到不少香港人身上绑着美元、港币进来，到深圳后，换成人民币。有段时间深圳的人民币现金提取占全国银行体系现金提取很大的比重。国际游资，或者短期资本流动，时机一旦成熟，它肯定会流出去。如果流量非常大、非常急，就会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带来冲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最终会演变成货币危机。
关于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要害怕热钱。中国有这么多外部资本进入，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环境稳定，人们有良好的预期。实际上，我们将和热钱相伴而存在，把热钱消灭掉是不可能的，只能适时疏导。同时我们要通过改革，把热钱变成正常的短期资本流动。为此，要着力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现在是央行和个人、企业在交易，未来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应主要是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把风险分散给企业。现在的结售汇制度需要改革。
另外，我们要从技术层面采取措施，防止这些以班排连营方式进来的热钱在未来某个时候以集团军的形式迅速撤离。这些游资大规模流出将给一国的货币体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现在有1.8万亿外汇储备，按照一定的结构分布在不同的资产上，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储备以现金的方式搁在账上。如果热钱以集团军的方式撤离，负债和资产的结构就可能会不匹配了，危机就会出现。当年韩国的金融危机与资产负债的结构性失衡是有关系的。在一国金融体系内，如果单一银行出现由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而出现支付危机，通常央行会提供流动性帮助其渡过危机，但在国际范围内，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提供帮助，但这个帮助要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前提的。
要从政策和技术上防止热钱以集团军的形式撤离，从外汇管理上要做很多细致工作，比如不断调整外汇资产结构。有人说如果热钱大规模流出，可以开征托宾税（外汇流出税）。我个人认为，开征托宾税有百害而只有一利。中国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损害我们在国际上的金融信誉。征收外汇流出税是得一时之利，受长期之害。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汇率的变化来动态地调整外汇资产结构，以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
总之，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状况，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和偏松的财政政策的政策匹配是恰当的。中国财政政策过去相当长时期里基本上就是个收税政策，对经济运行基本上缺乏调节作用。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跛脚的。这种跛脚的政策结构给央行形成了太大的压力。本来是两条腿走路，现在只靠一条腿，多么艰难。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