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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紫
红孩儿是社会性的写照
1969年，陈文令出生在泉州安溪县，70年代末期，正是中央的土地改革时期，春耕、除草、种粮食，陈文令在这个闽南小村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挥洒着童年和少年，懵懵懂懂梦想着自己的人生：有一技之长将来就可以有饭吃。
1984年，陈文令考上福建省最好的艺术技校——福建工艺美校的中国画专业。对于从小摸爬滚打的“野孩子”，陈文令到了一个新天地，总感觉浑身的力气使不完，中国画的文人气质并不适合他。于是他自学雕塑，凭着内心的冲动刻木雕。做雕塑！坚定的理想和坚韧的意志让陈文令的生活充满希望。
1993年，轰动一时的罗丹雕塑展在上海展出。陈文令自筹资金去了上海看展览，又毅然地去中央美院进修了一年。资金耗尽之后，陈文令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厦门。他的艺术历程从此开始一线光芒。
“厦门市是经济特区，也是精神的沙漠。我到了厦门发展全凭着一股子小时候的野性，我不相信走不出一条路。我思考的是：当艺术还是零的时候，我对世界能够提供什么？那么我只能从内心开始挖掘。”
少年的经验和生命状态的体现，促成了红孩儿的诞生，这就是陈文令的少年自传，也是陈文令得以出道的第一套作品。开始的红孩儿系列更像是从福建民间艺术中脱胎而来，带着稚气和乡野的猛劲。而之后红孩儿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通体闪亮的红色。
“在厦门的环境里面，一定会把我用的这个红色逼出来。我的工作室离海边只有几分钟路程，沙滩被阳光照过去金灿灿的，绿草地蓝天碧海，在这里没有什么颜色能够表达这种野性的东西。艺术品要给人一种新鲜感，一定要是陌生的、有排他性的。”
2001到2002年，陈文令屡次北上，到北京寻找出路。但是没有经费也没有人脉，当时的艺术界没有那么多的画廊和空间，碰得灰头土脸之后只得又回到厦门。挫折感总会激发陈文令更大的力量。这时候机遇也会善待能够坚持得住的人。一个台湾人赞助陈文令二十几万，陈文令也卖掉自己一间房子补贴进去，破釜沉舟之后，他的第一个展览在厦门的海边开幕了。
“我把100多件红色雕塑铺满沙滩，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使用汽车烤漆做雕塑的很少，因为它像塑料制品，而当时流行的是精英艺术，用学院标准来看，我做的是工艺品。我就是抱定了心思，完全是乱来。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我自己能理顺矛盾解决问题就可以。我请了30条船，船头摆满2米高的小红人在海边游过。小红人站在船头瑟瑟发抖，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带有极大的社会普遍性。”
红孩子的作品在当时的南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应。很多重要媒体跟踪报道或者转载了这套作品，把它作为当时流行的大地艺术的概念大加赞赏。当时中国一些地区尤其南部已经富裕起来的，带来对于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陈文令的红孩儿正是把当时这一代人带回过去，用每个红孩子本真但是无奈带有嘲讽的表情和瘦弱坚韧的体态，表现了浸泡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冲突和差异。陈文令用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也得以参加了广州三年展等全国重要展览，虽然开始没有任何销售机会，但陈文令肯定了自己艺术存在的意义。
艺术的目的不仅仅贡献美丽
随着当代艺术在一些大城市中蔓延，很多人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一些成熟的艺术创作方式难免对后来者有所启发。陈文令的红孩子出炉之后，逐渐烤漆成为很主流的雕塑方式，红色随着政治或者艳俗题材的蔓延也成为时尚。艺术不应该追随任何市场，而是创造先锋。2002年，陈文令参加完上海双年展之后，就不再创作红孩儿了，而是开始做“猪”的系列。
“我早期的猪的雕塑也更像民间的东西，民间是亚文化，是通俗的文化。但当代艺术品价格如此之高，还应当有一些精英性。我的猪正是要把这两点打通，如果将来说到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我想这就是我的贡献。”
陈文令的“猪”的系列作品在主体上有过三次主要的变化：幸福生活、英勇奋斗和现在正在创作的物神。物质生活的不断张扬，使物质生活的合法性成为幸福生活的唯一准则，人的精神生活被贬低，“幸福生活”就是针对上述的问题所产生的作品，是属于解构性的作品，它带有强烈的反讽与批判性，正契合当代艺术主旨的倾向性。而“奋斗系列”反映了更多社会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物神系列”将在9月份亚洲艺术中心的展览中亮相，相比之前的作品，物神系列将更加的有力，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和令人不快。
“猪是最传统最民间的艺术形象，而我正是利用了这个祖先的艺术样式，表达了我对新世界的看法。猪在每个人眼中是不同的，也许贪婪、快乐、聪明、懒。在我看来首先是快乐的，猪被杀的叫声都像是唱歌。而何谓物神？中国一直是一个偶像化的体制，我们对于偶像当然有崇拜，有盲目，但也有仇恨，看我作品中围绕在大猪身边的小猪带着血丝的眼神就可以理解这种仇恨。这正是我要给作品赋予的多重的意义指向。
我应该调整我面对的艺术生态，艺术的目的不仅仅是贡献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