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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契合了国际经济物候的转变，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下滑不可避免，而下滑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外部环境的改变。为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获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加快金融深化进程，深化国有部门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寒暑，中国经济迎来了最为困难的年景。就宏观面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经济下行的风险，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正在从二位数上滑落。更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下滑速度之快以及下滑趋势的形成。调控部门年初还为经济增长过热苗头担忧，年中却不得不将保增长放在政策目标首位；经济形势变化如此剧烈，令人震惊。不少部门对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是10％左右和9％以下。
经济增长下滑的迹象主要集中在出口下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房地产市场趋冷等方面。并且，这些调整似乎尚未到底。短期因素的确难以解释，因为去年年底以来频发的自然灾难并未逆转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显然，肯定存在着更为强有力的趋势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不相信偶然巧合，我们需要一个大跨度视角来打量当前出现的各种困难。
中国经济此轮周期显然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中，中国较为成功地隔绝于全球经济周期之外。就是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基本面也未明显改观。然而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度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达60％。在经常项目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紧紧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而在资本项目下，我国已放开了大部分项目。无论如何，外资在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大提升了。
此轮经济增长上升通道的形成与开放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有直接关系。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银行的惜贷以及居民储蓄存款的膨胀，过剩的流动性仅仅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未流出到资产部门。正是在人民币升值以及上面提到的开放背景下，存量的流动性过剩开始活跃起来，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并开始进入资产部门。人民币在2005年实行一次性汇改和资产价格的随后启动绝非偶然。因而，我们看到，虽然央行成功地对冲掉外汇占款增加的大部分，但流动性过剩还是出现了。
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也契合了国际经济物候的转变。当前发达经济体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而新兴经济体也各有各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通胀风险的高企限制了央行刺激经济政策手段的使用。
由此，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首先，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下滑不可避免，中国已无法游离在世界经济周期之外了。其次，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环境的改变。最后，国内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只能缓解经济下降，而不能改变经济周期。
那么，中国经济究竟会下滑到什么程度？这是当前大家对后奥运经济走势争论的另一种表述。笔者认同未来两年经济会有回调周期的判断，但认为幅度不会太大，并且经济回调与奥运会闭幕无关，这个趋势在奥运会之前就已出现，就像这轮经济增长高峰和举办奥运会的关系也不大一样。在即将到来的下降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应能维持在8％以上。这是一个合乎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调控目标的增长率，也可能是个更为健康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
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人们对出口的担忧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并且新兴经济体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大；从历史数据看，政府调控对投资增速有明显影响，在经济下降通道中，投资将更多地凸显增长支柱的角色；与很多人相反，笔者对消费需求抱有信心，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正在消除家庭消费的担忧，对三农支持力度的明显加大也有望启动农村市场，最近的消费数据表的确令人振奋。
原因之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引来一个战略机遇期，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来已久，但至今收效不大，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是原因之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而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甚至“过于”丰富，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此之难。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到来，这种增长模式将不得不开始转型。
然而，这只是提供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避免未来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下调过大，还需在以下许多方面有根本性调整。
首先是加快金融深化进程。金融部门是改革过程中积累风险最为集中的领域，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部门能否完成现代化转型。工行近日成了世上最赚钱银行，这显然不能表明我国的银行业已建立起了一流的竞争力，就像在股市高涨时，工行成为世上最贵的银行却并不表示它是最有价值的银行一样。相反，这可能反衬中国金融部门的扭曲。其次，深化国有部门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有迹象显示，国有企业重组进程正在加快，这将是有一轮国退民进的过程；取消行政管理费等也表征着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持续改善。这个过程虽不像此前国有企业改革那样剧烈，但却是关键性的。再次，加大“三农”投入，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中国二元经济色彩仍然浓厚，改革其中的体制障碍将提供新一轮增长动力。最后，我国的人口拐点即将出现，要延续人力资源优势就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下降周期，这或许不可避免，但下降幅度应该不会太大，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