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谁都无法否认，人类迄今的进步，技术革新是最直接的力量。每次革新巨潮，无不包含了一个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转折点。核心国家眼下正处于1971年以来由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的最新发展巨潮中，那目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是否又是一次转折点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核心国家经历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以及金融狂热。日本金融泡沫破灭，并没有阻挡随后主要在美国膨胀的网络泡沫。如果说，2000年3月纳斯达克股市崩溃只是将网络泡沫戳破，即便加上“911”事件，也没能引起华尔街以及发达国家政府和广大公众的足够重视，未能因此而形成一个真正的转折点；那么，依然傲慢自负的金融资本随后转战房地产，从2003年起又吹起一个更大的金融泡沫，终于在去年8月开始破裂，导致了迄今尚未看到头的金融企业巨亏和破产，以及资产市场大幅度下跌、通胀连连上升、经济下滑，致使核心国家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管制措施。
感觉上，这一次金融狂热的崩溃可能促成了真正的转折点。
任何一次经济过度繁荣和金融狂热，总是在泡沫破裂和资产市场崩溃中结束，并使经济增长进入转折点。当金融资本的逐利追求脱离了实体财富创造潜力的约束时，快速地“钱生钱”的金融狂热时代就到来了。暂时的巨大成功，使金融资本掌管者的眼里只有“自己高超的洞察力和直觉”，而将外部环境和基础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至于将自己只求巨额短期资本利得的标准和规则，强加到生产资本头上。后者为了生存，只得屈从于这些标准和规则。在强大的短期利润要求压力下，资产投机、会计作假甚至欺诈行为，就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在产业界传染和扩散开来，并最终将整个经济推入到一种赌场式的漩涡里。
金融资本如此自负和愚蠢，对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而难以为继的结构性紧张状态。根据英国学者卡萝塔的总结，这种紧状态体现在三个方面：“真实财富和账面财富之间；在技术革命核心产品的现有需求规模和潜在供给规模之间；在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和那些收获了泡沫果实的人们之间。”
实际上，这三方面的紧张关系都可以归结为财富分配机制的严重扭曲。因为，只要账面钱财成了积聚财富的制高点，就意味着收入被主要集中到少数金融资本的掌管者手里，而不论这一掌管者是政府还是私人。收入分配的高度集中，促成了某些产品特别是每次技术浪潮中的核心投入品市场过早饱和。由此，由金融狂热促动的收入再分配，造成了“双重恶性循环”：早熟的市场对已形成的庞大供给能力是个严重威胁——“有效需求不足”是也；而富者愈富穷者越穷的态势，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烈甚至大规模冲突，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正因如此，转折点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扭转失衡的收入分配机制，抑制恶性循环。既然恶性循环是双重的，扭转和抑制的力量也自然是双重的：市场和政治。泡沫破裂和资产市场崩溃，作为一种市场力量，首先将账面财富从高高的空中强行拉回到地面上，向由真实财富决定的基座靠拢，借此大大削弱金融资本实力。也只有在实力的大幅快速削弱中，金融资本才能回归清醒理智，将对经济的控制权逐渐向生产资本转交，接受一些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其次是政治层面，如能确实将调整分配机制作为一种共识，便可推动公共决策，形成有力的财政政策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财政政策为核心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在大萧条期间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原因所在。
但转折点的目标，是缩减衰退持续时间，阻止萧条的形成。只有将分配机制调整到位，增加占人口大多数的更广泛公众的收入水平，稳定他们的收入预期，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才能激活更广阔的市场，进而满足供给潜力的需要，并引导生产资本再次扩大投资。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转折点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并使技术创新力量得以进一步传播和扩散，最终使经济运行跨过转折点，进入生产资本主导、金融资本有效支撑的“黄金发展期”。
可见，“判断转折点的能力将帮助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商人为下一场而不是上一场战争做出准备。”
无疑，中国经济眼下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过去两年的金融狂热，在今年以来资产市场的狂跌中终结，但狂热期间形成的分配扭曲和财富高度集中，迄今还未见到政治和行政力量试图去扭转的迹象，因而对于可能形成多大程度的衰退，或者何时可以跨过这一转折点，仍然是模糊的。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需求和市场也是全球性的。继续开拓和深化国际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和国家政策的努力点。与此同时，应当正视的是，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被政府拥有，导致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城镇居民家庭的2倍多，过去几年狂热的资产市场更使这一差距扩大到3倍以上；少数私人群体和绝大部分公众之间的收入与财富积累差距也被进一步扩大。这正是中国经济难以再延续原来态势而不得不步入转折点的重要症结所在。
转折点的调整，没有哪一次是不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是此前狂热的代价，也是今后健康发展的前提。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大幅调整，是哪次转折点也避免不了的重点。当前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中国可以是这样选择路径：在严格限制外资廉价收购国有生产性资产的同时，允许将其中的一部分在境内私有化，增加中国普通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基础；放开民营资本进入生产和金融领域的所有限制；健全税收制度，强化对富有阶层的税收调节；加大对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弱势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这是这次中国经济社会转折点的真正价值所在，跨过了实现这些价值的转折点，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