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上海，正准备通过强化产业投资引导，加速产业替代升级。上海相关部门已经表示，将在确保完成全年最低1360亿元产业投资目标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基地的重点产业投资项目，聚焦中央在沪企业和工业园区的新增产业投资项目，聚焦现代服务业和都市产业的投资项目，努力保持产业投资平稳的增长势头，更大的目标其实是力争完成1470亿元、同比增长5%的产业投资。上海为此相继出台了投资体制、国资管理、财税、土地等方面的一系列最新政策，其中在企业投资体制方面，对企业不使用政府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一律不实行审批制，而改为核准制、备案制。

　　不过，在笔者看来，以行政之手推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实非良策。产业转移和升级本是一种市场行为。珠三角一直在推进产业转移和升级，近一年来，政府行政力量骤然加大，后果是，一方面，产业转移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众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惨淡境遇就已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众多企业因政府的有形之手被迫外迁或倒闭，使得本地产业升级成了无源之水。

　　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数据全面“优于”东部，说明产业的梯度转移正在加速。据发改委统计，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均快于东部地区，上述四个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1.65%、21.39%、22.47%和21.10%。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分别达到28.62%、36.36%、35.11%和22.08%。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46.44%，同比下降2.04个百分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0.2、0.59和1.25个百分点。从工业经济增速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74%、19.06%、21.41%和15.73%。中部地区增速创今年以来新高，而东部地区创近几年的新低。此外，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工业增加值（2006年价格）所占比重分别为14.45%、9.41%、16.24%和59.9%，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0.27、0.12和0.5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0.92个百分点。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45.35%、25.86%、42.26%和24.26%，西部和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明显快于东部地区。

　　但产业升级却不那么容易，它需要制度变革等诸多“软”因素的保证，这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靠打破国有垄断经济势力、完善法治建设、解除行业准入门槛等诸多政府管制方可完成的目标，如果反而去加强宏观调控等政府有形之手，中国经济不久将会陷入“后来者的诅咒”。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变革与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利用制度变革与优化来降低复杂系统中行为不确定性更显得重要。可见，对于上海乃至东部地区来说，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制度变迁。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任何一件经济大事都与“政策”两个字紧密相关，而其固有的产业结构同样也是由政策与市场共同打造。或许有人会认为，上海的产业升级仍然可以依照固有的方法论，主要依靠产业政策来推动。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考虑到此前本轮产业升级的特点，即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对技术与制度的更高要求。其次，在国际上，普适性的、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正在得到普遍认可，把科技政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已成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新趋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经济结构政策比以往更强调由市场去选择产业的发展方向，而政府则主要为企业创造政策环境和社会基础条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提升不仅仅需要制度的更加完善，由于其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同样还需要教育、科技以及文化建设的配合。

　　可见，产业升级并不是靠政府加大投资就可以完成的目标，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转轨，很大程度上要看当地制度要素的支撑，如果管制严厉，市场准入门槛高外加司法秩序紊乱，产业升级肯定没有好结果。目前上海加大投资这部分其实对产业升级没有多大作用，如果这回上海在制度变革上能有大突破，那倒可以给整个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树立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