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年多以前，就有不少海内外媒体不断向经济界人士发问：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是否必然出现拐点？有人将奥运后的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直接称之为“后奥运效应”（post-Olympic effect）,言下之意无非是把奥运后的经济衰退或者萧条现象看成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常态。

　　毋庸置疑，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人口大国举办奥运会，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前期或起飞阶段举办奥运会，最有可能刺激投资快速增长，而且通常伴随着政府的强力推动与巨额投入。但这种效应往往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明显消失。

　　人们常常提及的例子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率从当年的13.1%下降到次年的5.2%；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增长率也从10.6%下降到次年的6.7%。巴塞罗那、悉尼及雅典奥运会之后，西班牙、澳大利亚与希腊的经济增长也在次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奥运会之后的经济萧条也并非必然现象，比如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从奥运会之前的3.7%上升到奥运会之后的4.5%。

　　由此可见，举办奥运会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某一城市甚或某一国家经济繁荣的信号，但它并非一定会导向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滑。具体说来，举办奥运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以及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多大，起着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假如该城市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20%，那么该城市不仅具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而且也同时具有使奥运之后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潜在可能。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所公布的近期统计数据，北京市经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约3000亿元，按奥运投入期4年分摊，平均每年750亿元，仅占中国过去4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5%-1.06%。显然这一微不足道的比例不足以使中国经济整体受到明显下滑的拖累。再者，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人们预期中的惯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就业压力又对增长率显著下滑形成了政策层面的牵制。

　　在笔者看来，真正值得担忧的倒不是奥运之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明显下滑或者衰退，而是我们历经30年的转轨进程将面临拐点，由于原有的改革的动力已经弱化，下一轮发力需要寻找到新的发动机和动力源泉。产业结构或者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只能有限地改善总体乐观的经济业绩。而根本层面上的制度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全面市场化交易，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

　　1978年到2008年，既是我国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体系逐步转轨的30年。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大凡转轨（无论是价格转轨还是机制转轨）总是要有一定的时限，人们在转轨之前总是希望有一稳定预期。如今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我们是否已经到达预期的转轨目标？如果还没有到达，那么还需要多少年或者需要什么附加条件才能达成？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旺盛的国内需求、适时的制度变革、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观念变化以及生产与服务的创新。在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转轨的拐点或者时限是否已经到来？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或适应转轨结束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作者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