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化解当前经济危机问题上未必会形成一致共识，但它们在抑制全球性通胀、缓解危及全球经济衰退的信贷危机及维持美元稳定等方面上却存有一些强烈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相当庞大的，但彼此间贸易不平衡问题却相当突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证券让中国担忧不已。而美国与中国（通常包括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出现在制造业部门，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国制造业基础，并触发了美国政界中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升温。撇开政治民粹主义不谈，对中美两国而言，携手展开一项经济合作计划——化解当前全球性宏观经济危机，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很值得去尝试，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不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况。
2007年至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了，但导致信贷危机向全球传播的直接原因是许多外国银行和外国政府持有了大量与美国房地产相关的证券。随着美国家庭削减或推迟其必要或长期性的消费支出，又引致了全球经济的需求下降。另外，美联储应付信贷危机的反应有些过度，如快速下调美元利率，导致热钱流出美国，从而加剧了美国信贷市场紧缩。当金融交易中的交易对手风险陡然上升时，作为主要抵押物的美国国债匮乏，进一步拖累了美国庞大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与此同时，外国中央银行（如中国央行）为避免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而不得不买入美元进行干预，而它们购买了收益率快速下降的美国国债。顺便提一下，这一投资行为导致美国私人金融市场中美国国债的短缺现象变得更为突出了。
同样，中国也面临了诸多国内金融问题。美国利率过低、美国奉行“施压中国”的政策引致人民币升值，促使大量热钱蜂拥而入中国，这让中国央行深陷于货币政策的困境之中。国内货币供应过度增长引起了通胀压力，且部分通胀压力在向外输出。为了平抑由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引起的国内货币供应过快增长，中国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是，中国央行控制存款准备金，肯定会妨碍商业银行作为中国私人部门贷款人的中介角色。
那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应当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全球性经济危机呢？
首先，为了降低中国的经济过热或通胀压力，以及保护中国拥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人民币价值，美国应当承诺停止奉行向中国施压政策，取而代之的是要鼓励中国央行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样做，不是没有先例的。在1995年4月，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终结了长达25年要求日元升值的施压日本政策，并宣布重新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结果是日元的持续升值趋势暂告一个段落。自今年7月以来，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汇率呈上涨之势，中国央行也（暂时性地）暂停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趋势。因此，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美国人确信，重新回到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上，这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
另外， 在2008年，考虑到美国自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还应当继续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让流出的私人资本重新回流美国，这将有助于缓解美国信贷市场危机。
其次，在中国央行实现了货币控制和稳定了国内物价水平后，中国政府应当承诺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净储蓄过剩问题（净储蓄=储蓄-投资），这一问题体现为中国庞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盈余。此外，中国政府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政策组合，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要求企业增加分红来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等。如果中国在制造业部门的贸易顺差下降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也相应地减少了，这样就可以缓解来自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压力。
再次，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值得关注。1997年至1998年，亚洲爆发了大金融危机。一些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货币受到了冲击，它们的货币相继贬值，并蒙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幸运的是，只有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尽管中国当时也面临了潜在的通缩或经济减速压力。然而，在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宣布实施一项著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用四年左右时间来实施这一政策。由此，中国通过扩大内需避免了经济下滑，而东亚邻国经济无疑也从增加对华出口中得到快速恢复。
现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大。因而，鉴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消费出现放缓时，中国应当重新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值得尝试，是因为中国需要降低其庞大的贸易盈余。但是，唯有确信中国已控制了国内通胀压力和稳定了人民币汇率后，中国方可稳健地实施其扩张性财政政策。
（翻译：乐嘉春）
[作者简介]麦金农（Ronald McKinnon）：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后语：本文系麦金农教授供本报独家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