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人，与这个国家共同经历了从闭塞的动荡到外来的冲击，眼睁睁看着迅速地来去，迅速地破立。大转型期的急促与巨大的能量，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将一些人推向风口浪尖，一些人沉入幽深底部。这些对幼时粮票布票肉票记忆模糊而深刻的孩子，长大后迅速接受了各种新的票据，比如股票债券，甚至更新鲜的东西，这其间的过渡极其自然，因为，时代与他们共同经历着同样的生理期。现在他们成熟了么？似乎还不完全“不惑”，但是这不能否定他们的成就，这也如同他们所在的经济体。他们敏感而自省，略略带着骄傲，有时也有些偏执；他们保留着团结的精神，更容易形成一股合力，却也可以独当一面；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面对着金钱的诱惑，迅速积累的财富，有些人游弋，有些却凭借骨子里坚持的信念，汇聚成了中国投资力量的中坚。这股力量在证券投资市场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生于1970年代的证券投资者,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这种相似的背景让他们对市场冷暖互通有无，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合力。他们已经并且继续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甚至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选择他们中的成功者的人生和理念去了解，也是一次直面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家，已经和正在走过的历程。

　　⊙本报记者 屈红燕

　　正如西方一句流行语形容的，“上帝感知未来，智者感知近前，常人感知现在”，在风云变幻的股市中，明星投资经理之所以具备超越大众的业绩正是来源于其穿越投资迷雾感知未来的能力：在众生癫狂的“疯牛”行情中，他能捕捉到细微的危险信号及时离场；在市场看似“深不见底”的时刻，能看到有利的变化勇于进场买入。

　　生于1972年的蒋国云，现任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曾在2005年10月，国内第一个提出中国证券市场将迎来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2006年第一季度，率先推出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资源与国防专题报告，整个市场掀起了有色金属风暴和国防概念热浪；2007年10月，蒋国云又作出了流动性出现短缺的结论，指出“大象跌倒，老鼠乱窜”，并开始看空银行地产股；2008年上半年他又提出“有通胀无牛市”的结论。

　　如何穿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到大趋势？又如何在股市中感知近前，甚至感知未来？这是每个投资人都在不断追问的热门问题，方法比结论更重要，蒋国云的方法和思维或许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投资的智慧“照”进来。

　　好的研究避免沦为平庸

　　“从长期来说，市场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都会沦为平庸的资产管理者，不能成为巴菲特式或彼得林奇式的投资团队，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个能够和睦相处、积极进取、具有扎实和认真研究态度、扎实理论功底及能力相互互补的团队。”蒋国云认为，避免平庸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好研究。

　　研究创造价值。正像芒格所说：“你们看到巴菲特的业绩，却看不到他背后阅读了多少东西。”同理，我们普通的投资人在感叹自己亏钱的时候是否检讨过这样一个问题：自己阅读过多少关于投资的东西。

　　同样，研究发出的信号能让蒋国云穿透投资迷雾，感知未来趋势。研究产生分析，分析产生预测，预测产生利润。

　　在对宏观经济的研判中，蒋国云同样运用佛里德曼最经典的货币经济学说，看重4个指标的发展变化即：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如蒋国云在今年年初提出“有通胀无牛市”，他这样解释到：“通货膨胀率反映着实体经济，利率、汇率反映着虚拟经济，两者是等号关系，当一个国家通货膨胀起来之后，就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实体经济受影响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受到紧缩而会过度反映到实体经济，股市就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今年股市的下跌这么多就是过度反映实体经济下降的状况。”蒋国云认为，宏观经济的核心就是通胀率、利率、汇率这三个变量，这是做前瞻性投资研究最重要的指标。

　　在中观层次的研究上，蒋国云则关注投资主题是否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他认为，一个阶段对应着一个投资理念，对趋势的判断最后要体现在投资理念当中，也就是主题投资。“例如，牛市刚开始的时候或者牛市运行阶段不能买入防御性的股票，这个时候的投资主题就是进攻，我在1300—1400点时候，就提出流动性过剩会导致流动性的泛滥，一定会使金融性资产、大宗商品原材料资产大幅度上涨，就是要把握‘流动性泛滥主题’；再加上在股改当中资产注入引起资产重估的投资主题；今年上半年物价上涨就是‘涨价主题’。”

　　至于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蒋国云认为就是认真分析这个公司的战略发展、未来定位、行业地位演变趋势，因为投资最终归根到底就是落实到公司的价值上面，这就需要更细致的研究，需要整个团队去跟踪。

　　价值投资加趋势投资

　　“那种认为巴菲特是持股不放的观念是一种误解，巴菲特是典型的价值加趋势投资者，我们的投资逻辑也是严格尊重以价值投资为基准，以趋势投资作为买入和卖出的判断基本点，将趋势投资和价值投资紧密结合。”蒋国云阐述到。

　　巴菲特在2004年曾买入中石油23.39亿股，斥资约38亿港元，每股成本价不足两元，于2007年7月以均价13.47港元分批减持中石油，但在巴菲特减持后，中石油的价格受到国际油价屡创新高、公司油气储备新发现以及回归A股等因素推动，中石油的股价一路继续飙升，曾一度冲上19港元。

　　蒋国云对此解释道：“这是体现巴菲特是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巴菲特在中石油（港股）跌至3元多的时候不买，直至到1元多的时候买入呢，就是因为坏的趋势还没有坏到底。在看到中石油价格不再便宜时，巴菲特毅然选择抛售中石油。”

　　按照这样一个投资逻辑和标准，蒋国云表示，在目前的依然是熊市的条件下，旗下大部分资金采取了轻仓或空仓策略，但同时还是坚决执行价值投资，比如当上证综指跌至1800多点，某些股票的股价甚至比上证综指位于998点时还低，这时就会找机会买入。“但是，买入后我们一定会找相应点位卖出，因为不是牛市一定要卖出，牛市轻易不要卖股票。以价值投资为基础，趋势投资作为买入卖出点，分析不同市场环境及不同趋势下，进行不同价值透支的判断，这就是我们的投资逻辑。”蒋国云说。

　　在具体判断一个公司的投资价值上，蒋国云提出了三个标准：首先这个企业需要有好的企业经营团队，这个团队以为股东创造最大的财富为使命，往往很多人看行业不看企业的经营团队；另外一个是需要有合理的价格，要看合不合算；第三个最核心的标准，一个好的行业前景非常重要，只有行业有变好的趋势才值得买入。

　　有人说，中国出不了巴菲特，不适合价值投资。蒋国云对此认为，“中国有一批优秀的公司在股市上涨过程中获得很好的收益，比如招行、万科，只要持有七、八年到现在复合回报率都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中国也是能出巴菲特的。”

　　蒋国云认为，在全流通之后中国真正走入价值投资时代，不过短期会经历“大小非”卖出的冲击，经历一段时间冲击成本。但价值投资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也要与这个公司管理团队发生变化相适应。

　　市场拐点已经出现

　　“我个人认为这次中央出台的‘印花税单边征收、汇金二级市场增持工、中、建三大行股票、央企回购’三大政策就是市场的拐点，这次救市措施出台的意义：基本确立了熊市第一阶段的结束（熊市第一阶段的特征就是所有股票普遍下跌），普跌行情告一段落。”在谈及短期判断时，蒋国云如是说。

　　大盘在去年10月冲上6000点之后，在对国内宏观经济紧缩、美国次贷危机和“大小非”抛售等重压下，大盘曾一路经跌至1800点，下跌幅度高达70%。在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之后，华尔街上最古老的五家投行已经有三家消失，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表示，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9月18日，连创新低的沪深股市终于迎来了政府的‘印花税单边征收、汇金二级市场增持工、中、建三大行股票、央企回购’拯救大行动。

　　蒋国云判断市场何去何从的依据有两个变量——估值和流动性，估值对应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是长期影响着市场运行的根本因素；流动性对应着股票的供给和需求，是影响股价短期因素。股改的顺利实施解决了困扰我我国证券市场长达十几年的历史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大小非”，使得现阶段股票的供给远远大于市场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本轮下跌的过程中没有一次像样的反弹的原因之一。

　　对于大小非解禁的影响，喜欢读史的蒋国云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其实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是与现在我们经历的事件是相通、相近的，如明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与关林铁骑军吴三桂由于为争抢名妓陈圆圆而交恶，最后集兵山海关附近交战，李自成的20万农民军与吴三桂的五万铁骑，杀得正酣，双方力量僵持不下之时，突然斜刺里冒出八旗多尔衮部军队，直把李自成消灭于无形之中……，同理，2001年从高点2245处开始下跌，在任何低位都有一次像样的反弹，这就是多空双方的酣战，总有人在相对的低位能获得相对廉价的筹码，所以就有一波反弹，不停来回拉锯。而这次的大小非的出现就如斜刺里冒出的八旗多尔衮部军队，打破原有多空双方的弱势平衡，大小非是没有成本考虑的，产生一股新的博弈力量，因为大小非在任何点位卖出都能获利，原有的博弈格局产生了变化，此时的博弈格局需要重新制定。

　　蒋国云认为股市的底部不能仅仅引用宏观经济的形势来判断，应该更多地从供求关系来判断股市的底部拐点的出现，这次救市措施的出台就是改变了短期股市供求的对比关系。市场的拐点何时出现？“就是当供求基本平衡时市场的拐点，当大小非不想卖出股票，场外资金又想买入之时，就是市场拐点的来临。为何说这次救市很重要，政府认为现在这个股票市场的价格是可以介入，就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可以对接了，均认可目前的点位。”

　　蒋国云认为，未来股指的运行将是以1800—2000点为中轴线窄幅波动，以1800—2000为价值中枢，1800—2000这个点位的市场估值是合理、大小非减持与否已经不具相对价格优势。“市场拐点出现的一个标志是就是大小非卖出股票不能获得暴利，大小非没有减持冲动，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成本对接之时就是市场的底位。”

　　舞者蒋国云：完美源自责任感

　　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记者看到蒋国云跳舞，探戈、伦巴、恰恰跳得相当标准而富有张力，惊讶之余一打听才知道，为了达到专业水准，当时在北方交通大学读书的蒋国云课余时间跑到民族大学坚持学习了三年各类舞蹈，终成“舞林高手”。对于这段经历，蒋国云如是说：“我这个人喜欢追求完美，喜欢内在和外在统一美，当看到专业舞蹈演员翩翩起舞优美的姿态，作为普通人的我为何不尝试努力去练习跳好舞呢！我没有天赋，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热情、勤奋弥补我天赋的不足。”

　　同样，常人可以看到蒋国云追求完美的成绩：2004年主管国信证券研究所工作，一年内就将国信研究所综合实力提升至国内前三甲，2007年5月起主持国信证券资产管理工作，旗下管理的产品规模和业绩均位列同业前茅。但常人看不到蒋国云付出的努力：“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1点都没有停下来过，精神紧张，头发都白了，压力太大了。”

　　压力是来自内心的一份责任感。“投资者把血汗钱交托于我，公司把这个部门交给我，就不能在我的手下变得资产规模缩水，团队也不能在我的手下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对投资者、对公司、对员工的责任，迫使我要不断前行，不能固步自封、自我满足。”蒋国云语言非常质朴，

　　在评判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时，“责任感和使命感”仍被蒋国云放在了第一位。他说，首先要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能够深刻的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产业的发展变化、公司的趋势变化，并将这三者形成投资判断；二是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心态、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为投资者投资回报为最大使命，并不断持续追求、热爱这份工作；三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处事不惊、遇难不慌，下跌时敢坚决杀入，上涨时敢见果断卖出。

　　如果给上述三项标准一个权重，蒋国云是这样分配的：责任感占到百分之四十，专业教育和心理素质各占百分之三十。

　　蒋国云生于1972年，他的使命感与成长的时代分不开。他自己认为70年代出生的人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这个阶段文革刚刚结束，恢复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典型时期，能够闯过来的人基本上都很扎实；二这代人特别能吃苦耐劳，那时国家财力不强、家庭收入不高、物质还不丰富，是在拮据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年的我连白米饭都吃不饱”；这代人物欲也不高，这代人危机意识强，花销节约、生活节俭，常常居安思危；三这代人承上启下，这代人与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的不同。五六十年代的人因为历史原因错过了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而这代人有机会接受到高层次教育，这代人即吃过苦同时又赶上了改革开放这样大好的时机，开拓了视界，视野比上代人开阔很多；四这代人更多地接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爱国心特别强烈。

　　蒋国云观点：

　　股市需要多元化投资机构

　　大盘在去年十月冲上最高6124点之后，一路掉头下跌。蒋国云认为，本轮下跌与公募基金是股市主导的机构投资者不无关系，公募基金以追求相对净值排名为主，因此未来股市需要培育以追求绝对回报为主的多元化机构投资者。

　　蒋国云表示，基金是除了大小非之后市场的主导力量，同时基金为了追求相对回报和为了净值排名，旱涝保收地获取基金管理费，使得基金没有发挥在跌势时坚决买入、涨势时果断卖出平抑市场过度投机的作用，反而起到助涨杀跌的作用。“前阶段大盘疯牛之时，主要卖出的是以大小非为主的产业资本，如果那时基金能平抑市场的涨势，不盲目的推高股指追求简单的净值排名，起到大小非交易对手的作用，不至于到后期成为助涨杀跌的主力，比谁卖的早、看谁跑得快，致使现阶段市场的惨不忍睹。”

　　蒋国云认为，发展券商资产管理这类以绝对回报为盈利方式的机构投资者是目前管理者当局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监管部门也表现出了发展多元机构投资者的决心，随着的券商的发展壮大，尤其以创新类券商也具备了与基金管理公司一交高下实力及能力。“相信只要监管机构能放宽、放松有关管制规定、最低投资额度的规定、期限规定，券商资产管理能起到市场主导作用。”

　　统计数据也表明，券商资产管理与基金的买入卖出方向开始不同。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曾以14家券商发行的21只集合理财产品为样本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在2007年12个月中，集合理财产品与基金在深圳证券市场上共有8个月净买卖方向相反。

　　随着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做大，如何保证规模不影响投资业绩也是券商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蒋国云表示早有考虑：一是集体决策，资产配置，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二是化小考核单位，集中和突出对个人责任的落实，使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三基本保障，有效激励，在保障工作人员获得不错薪酬的同时，结合券商资产管理业务的特色，将推出投资经理旗下所管理资产的业绩直接与其奖金多少相挂钩的制度。

　　人物简介

　　蒋国云，出生于1972年。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深圳金融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任职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投资总监，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先后筹建国内最大的两家非政府创业投资公司；

　　主持国信证券研究所工作期间，一年内将国信研究所综合实力提升至国内前三甲，并数次准确驾驭和把握了市场演绎的脉搏。

　　2007年5月起主持国信证券资产管理工作，旗下管理的产品规模和业绩均位列同业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