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增长是发展的基础，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吸引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高度关注，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克鲁格曼。他的理论核心是如何衡量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更持久的影响力。

　　虽然克鲁格曼的观点有些武断，且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反映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但从中国经济的现实看，靠投资推动的增长带来诸多矛盾甚至摩擦确是不争的事实。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平衡发展。而且，这样纯粹靠消耗资源的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也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不可持续。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由投资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由此，必须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这应成为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

　　克鲁格曼告诉我们，“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在短期内现实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危机”，而这一切都涉及需求不足。所谓萧条经济学，就是研究克服需求不足的学问。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

　　从经济学上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和外需是一国需求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对外经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都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对外经贸所起的作用较大；而当经济发展趋于成熟时，对外经贸的作用会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内需的扩大。

　　当前，我国在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方面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期。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在保持外需基本稳定，坚持扩大内需，二者都不能偏废。

　　面对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加速下滑，外需减弱已成定局，一方面，政府应通过积极的出口退税与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出口，同时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减少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寻找能够替代“制造业美元”的财富创造之路；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加速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更适合于新贸易理论的原则。过去20多年来，我们在开放上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实现经济的起飞，是我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必然选择，但当经济起飞实现以后，再沿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就失去了竞争的优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增长的政治经济和资源环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应将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应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尤其是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厂商大胆进入某些高科技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地处于有利的位置。

　　就当前而言，国内需求能否得到提振，关键在于解决农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尽管农民人口在数字上看似极为庞大，但实际的经济消费能力却远远不足。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发展偏重工业，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被逐步拉大。

　　因而，我们应着力于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通过市场机制增加农民收入。释放农民购买能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其实，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差距，东西部区域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由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决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将处于聚集状态还是分散状态,主要看促使产业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削减产业地理集中的离心力两者谁占据主导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区域发展的差距起源于历史和政策因素。因此,解决问题也要考虑政策因素,加强转移支付力度。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发达地区对利用落后地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回报,也有利于扩大发达地区的产品需求。此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如何创造“软环境”使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市转移可能是中西部发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拥有自己的强大制造业,东西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才有可能趋同、地区差距才有可能缩小。

　　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对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