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市场风暴一个接着一个，直至近一个月来仿若末日般的全市场崩盘，让基本身处局外的中国债券市场也体会到了衍生金融工具的狂野。

　　先是众多金融机构的CDS价格飙升，无数结构复杂的CDO相继出现风险，大量诸如SIV的高杠杆化操作对冲基金相继清盘，接着我们看到了欧元区CMS产品的集体爆炸，“两房”被政府接管前后的信用市场喧噪；然后，当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曾经叱咤风云的银行、保险相继被兼并重组或政府接管后，涉及各类金融机构的数十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突然都面临着巨大的对手方风险，追加担保品的需求也陡然增加；与此同时，Libor利率异常的飙升也扰乱了整个金融世界秩序，大量挂钩Libor表现的结构性产品面临市值风险；当上周五涉及雷曼兄弟公司信用的CDS在美国清算拍卖时，全市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规模至少达到2700亿美元名义本金的巨型清算结果。金融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切身和恐惧地感受到规模过分庞大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巨大负向影响，衍生品泛滥成为次贷危机的一个罪魁祸首，以及加重次贷危机并将次贷危机引至崩溃的重要诱因之一。

　　西方衍生金融工具快速发展、膨胀的过程，恰恰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理论界、政界取得上风，全球金融自由化、脱媒化等一系列西方经济、金融大变革的过程。在此期间，二战后曾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府干预理论逐渐让位于有效市场、自由放任理论，对金融市场的“去规章化”（de-regulation）、减少监管成为西方金融世界的主流思想，格林斯潘“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的语句，俨然可以称为三十年来金融世界自由放任的总结性宣言。

　　于是，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由大西洋上的群岛公司们（注册在群岛上）发行的对冲基金和复杂结构性产品，看到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超过全球GDP多倍，也看到了长期资本基金几天内的蒸发，看到了雷曼公司倒下时全球衍生品市场的不寒而栗。

　　在经历如此多的喧嚣和吵闹后，既是紧急救火，也是痛定思痛，西方各国普遍开展了对金融机构的救赎行动。与此同时，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成为全球金融世界的共识，并被公认为是未来金融市场稳定的必由之路。事态发展至此，仍笃信政府有形之手力量的学者们大概又笑了，因为，近一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表明，凯恩斯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