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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危机向国内的传染途径来说，我们还需要把更多可能性考虑在内。比如，资产价格下跌，外资撤离，外资银行危机导致羊群效应，外资银行处置内资银行股份引发信心危机等等。虽然在上述风险中，我们都处在被动地位，但中国金融稳定的大局依然把握在我们手中。
迄今为止，中国实体经济成功地绝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外，实体经济基本面未有明显改变。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表示，预计中国今年的GDP增速将放缓至10％，明年为9％，而CPI涨幅明年有望回落到3％左右。按此预测，尽管未来两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落在30年来的平均水平，但“9％＋3％”仍是一个令世人称羡的组合。
可是，金融部门如何？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得主克鲁格曼所言，如果金融部门发生危机，其阴影最终将在实体经济中演绎出一场衰退。这正是欧美国家正在经历的现实。不少人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此前的海外投资可观的损失，但这是不够的。就检查金融危机向国内传染途径来说，我们还需要把更多可能性考虑在内。
笔者设想了以下几种可能感染途径。首先，资产价格下跌。股价已大幅调整，当众多机构投资者看着多个市场做决策时，沪深股市很难走出独立的上涨行情。这样，国际金融动荡就会直接影响到股市稳定。房价更为关键。国内房价前期上涨不亚于发达国家，而现在已开始向下调整，对比前车之鉴，人们有理由期望房价调整幅度向发达国家看齐。
其次，外资撤离。9月FDI在8月7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至66.4亿美元，这是6月份以来的第3个月下滑。这至少提供了外资撤离的弱证据。
再次，外资银行危机导致羊群效应。国外金融机构总部财务的恶化很容易引发其分支机构的信心危机。此前有媒体报道，当母公司被谣言困扰时，外资银行机构在国内市场拆借资金变得颇为困难。此类偶发事件，如不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就有可能诱发提现的羊群效应，波及面急剧扩散。
最后，外资银行处置内资银行股份引发信心危机。股改已满三年的中、工、建、交现已陆续引来解禁高峰期。外资银行迫于资金压力，较强的套现冲动已受到业界关注。这一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救市行动的效果，如国际机构财务再度恶化，或将诱发在二级市场上抛售中资银行股份的非理性行为。
在上述风险中，中国基本处于被动地位。股市很难与外围市场脱钩，外资流动以及外资金融机构行为也难于由国内政策掌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完全取决于运气。
事实上，中国金融稳定的大局依然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至少可以部分摆脱阴谋论的困扰。比如，当前外资的可能撤离显然不是针对中国的主动行为，因此，即便出现输入型的负面冲击，投机彩色也不会很强，没有理由过度恐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政策面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中国金融的风险点，估算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缺口，并现在就考虑弥补这些可能缺口的具体细节。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动荡常常从一些小事件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发端于泰国一家不起眼的小银行的倒闭。因此，快速及时地处理，对于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股价，房价下调的影响更为深刻。老百姓希望房价更加合理，这可以理解。但房价安全下调的幅度可能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大。理想的调整是较为平稳的软着陆。因而，从宏观面的角度，西安、南京、上海、杭州等部分城市出台局部救市措施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总体而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的金融部门没有实体部门乐观。注意，明年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在考虑到出口拉动作用为零甚至为负条件下做出的。但这并不是说，政策的着力点应局限在金融部门。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健康向上至关重要。已经形成的资产价格和国外投资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只有实体经济实现软着陆，金融部门才能保持稳定。就房价而言，其中的虚高部分最好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收入增加，而不是房价急跌来消化。
金融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突发性的金融事件。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并且可能走得更远，但或许不是现在。在全球央行纷纷注资的背景下，央行近日在公开市场回笼资金1500亿元，并罕见地临时干预1年期央票的发行方式，以防利率大幅下行。这意味着，央行试图纠正市场对降低利率的乐观预期。并且，降息的刺激效应正在被金融机构自发的紧缩所抵消。已有数据显示，降息并未导致信贷的明显扩张。
要想掌控实体经济软着陆的大局，仅有金融政策还是不够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担忧在于，现在必须更多地依赖国内因素推动增长，让人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农地、户籍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被提上日程，但如何高效地推进仍需要很多探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有了新蓝图，然而，要理顺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关系还非一日之功。当然，积极地看，这些体制困难同时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回旋余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