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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选择对美国次贷危机有条件的救市行动有利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以，现在无疑是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绝佳时机，至少应在确认市场经济地位上获得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在加强对发达国家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投机行为的限制上争取更大主动权。
国际金融体系亟待重构。这一次，呼声最强烈的，是欧盟主要国家。
次贷危机袭来，不仅使旧有的美联储金融监管体系弊端暴露殆尽，同时也让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联合监管领域“无所作为”的IMF和世界银行再度成为各国激烈指责的对象。在早些时候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英法德等国领导人纷纷呼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英国首相布朗公开表示：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应在11月或12月举行全球峰会，商谈如何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原本对于美国呼吁联合救市行动并无热情的欧盟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德），近期受制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化，殃及到本国金融经济体系的稳定，被迫选择欧盟协同救市。在10月16日闭幕的欧盟峰会上，欧盟27个成员国首次为应对金融危机结成了统一战线，一场联合“反击战”从欧元区扩大至整个欧盟。
但是被迫应战的欧盟并不甘心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买单者，他们想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其他国家在国际金融合作领域的话语权；重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在国际联合监管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强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金融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防止类似次贷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蔓延。
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绝佳时机。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任何事物都有其成长到衰落的自然演化进程。遥想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也同样在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崛起进程中逐渐褪去历史霸权的“光环”，并最终在经济、军事与政治上被美国所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也同样会在现在以及未来不断发生的危机中逐渐被弱化。中国要想提高自身在国际金融合作体系中的地位，理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更何况这是联合欧盟、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共同重塑国际金融体系。
其二，华盛顿及其智囊机构已经清醒认识到，身处次贷危机阴霾之中的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已无法改变衰退发生的厄运。华盛顿著名的智库――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10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出借5000亿美元，以帮助其实施庞大的救市方案。在这个时候，中国即便提出有利于自身的附加条件，美国政府在权衡之下也必须予以回应。
从客观的角度出发，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蔓延到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衰退与潜在的大萧条都会大大抑制中国潜在的出口需求，因而选择对美国次贷危机有条件的救市行动，有利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当然这条件仅止Arvind Subramanian所言的一是中国政府应要求将借款资金用于补充美国银行资本金；二是美国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去救助那些还不起按揭贷款、住房被贷款机构强制收回的贷款人。
这两个条件只是保证了美国政府救市的效率，却与中国经济政治利益的保障毫无关联。而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本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仍居于世界后进水平。中国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中国居民的财产，即便是要用于拯救美国金融经济体系，也要最大限度上反映中国公民的利益。
首先，中国至少应在确认市场经济地位上获得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如果让美国从一个自己反对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资助恐怕也与美国现有的法律和政治体系相冲突，更何况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美国横加阻挠只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其次，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内部的监管体系并非无懈可击，而美国所谓的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也同样漏洞百出，对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不加限制必然会在中国造成同样的负面冲击。要想进一步开放中国内部金融市场，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监管层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再次，次贷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加限制、自由放任的金融创新和自由化最终难免以危机全面爆发收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承受力和转化能力，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强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放开金融市场，降低对这些国际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只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此次危机爆发之后，FED和SEC等主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对冲基金均持负面态度，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截然相反。既然如此，那今后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限制对冲基金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也不应持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