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尔街金融震荡，两种思路应运而生：一曰“抄底”，如中投公司增持黑石股份等；一曰改革，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呼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之下，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抄底”华尔街似乎更为明智。其实不然，泱泱大国议论“抄底”，既非仁义之师，又非国家战略。此时此刻，除了管好自己的事并构建防火墙之外，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应该如何配置？
超配美元资产是无奈之举
如果谁说要超配美元资产，难免挨骂，但美元资产的超配已经既成事实，在美元已经贬值之时转换币种等于认赔出局。保持在美元资产之内至少没有汇率风险，这就像人民币升值贬值对本土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一样。有人批评说当初持有这么多美元资产是错的。客观地说，一是因为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在来不及调整外汇资产配置的条件下，以美元结算的外汇管理体制自然会导向超配美元资产；二是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可供选择的其他币种或者收益太低，或者风险太大。假设我们配置一千多亿美元的额度购买某个小国的金融资产，恐怕一个月后就会引发政变，因为一旦政权易主，新政府通常都会把前政府的外债一笔勾销。
既然外汇储备中超配的美元资产一时难以改变，下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如何配置美元资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有美国财政部债券，有“两房”票据，还有“抄底”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股权投资，等等。抛开固定收益类的美元资产，股票等权益类的投资应该超配金融股吗？如果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财务投资人，在金融危机中“抄底”的思路有情可原。若还兼有战略投资人的角色，那就要问一问：我们跨国投资的国家战略是什么？应该如何配置股票等权益类投资的行业结构？
怎样做才最符合我们的国家战略？
有位老友讲过一个很通俗睿智的道理：农民发财了，多半会攒钱供儿子上学，因为他不希望儿子将来还是农民。国家也是家，至少要有农民发财后的远见，也就是要为子孙后代进行投资。当年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有人买洛克菲勒中心大厦，有人买好莱坞制片厂股权，结果成为世人的笑柄。却很少有人注意当年日本还买了许多国外的矿产资源，买了许多重工业设备制造业的股权，这对日本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此为戒，跨国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我们的后代缺少什么？今天说起“Made-in-China”所想到的产品，未来还会是这些产品吗？如果不是或者不全是，那么今天应该持有的美元资产应该有什么呢？这就是国家战略！是在金融海啸中投资于未来中国的短缺资源和支柱产业，而非“抄底”华尔街。
理应关注将来“一定需要”的价值投资
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扩散到实体经济，并且从美国本土扩散到其他国家，各行各业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流动性危机和经营性困难。“抄底”华尔街的思维是投机性的财务投资策略，而收购稀缺资源并参股实体经济，则是国家的战略性跨国投资。前者极有可能赚钱，后者未必短期见效，但有些机会却可能千载难逢，是将来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这就是跨国战略性投资的机会成本。换一个思路：我们的后代需要美元吗？也许需要！我们的后代需要资源吗？一定需要！在“也许”和“一定”的选择之间，当然应更多关注将来“一定需要”的价值投资。从这个角度看，代表国家战略的价值投资并不等于股票市场的价值投资。中投的“价值投资”高度偏重于金融，并且一再涉足风险极高的私募股权投资，这也许是符合股票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却未必是中国的“价值投资”。
在金融危机中“抄底”华尔街的思路是人之常情，因为金融市场的确存在着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周期，暴跌过头就是机会。但是华尔街和好莱坞一样，都是美国的经济支柱，华尔街经营着“美元资产价值”，好莱坞经营着“美国战无不胜”，它们永远也不会融入中国经济。比较之下，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私人电脑业务，中国铝业收购必和必拓公司的股权，将来却有可能融入中国经济的大循环。中国的外汇储备应如何配置：是主动配置将来可能纳入中国经济大循环的美元资产？还是投机性“抄底”廉价金融资产？这是猎鹰与乌鸦的差别。中国寓言有一则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乌鸦在树上，嘴里叼着肥肉，一群狐狸在树下盛赞乌鸦的完美歌喉。忘乎所以的乌鸦一展歌喉，肥肉就从嘴里掉下去了。我想，如果没有一群狐狸，中投公司应该不会如此超配美国的金融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