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著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0月出版

　　⊙黄亚明

　　《大商人》所叙系近代中国具有“启蒙”和“雏形”意义的企业家群体的办商经历，包括“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张謇、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的荣氏兄弟、“中国第一人物”穆藕初、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卢作孚及人称“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和“企业大王”的刘鸿生等。在近代经济史上，他们集体构成一道恢弘的风景线，其见地、魄力、能力、创造性和现代精神，其品牌观、责任感、管理艺术、团队精神、企业文化，即使放在今天，亦足令人心仪不已。不过，这些近代实业家并非一蹴而就、风流天成。他们前继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袁世凯的开拓性，化“用”为“体”，且不甘于在传统农业社会格局中打转，而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后开股份制企业的先河，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成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这之间可谓“数蹴而就”，艰难困扰，旁观者看起来是一段锦绣，站在那个时代浪尖风口的当事人，则先是急管繁弦，锣鼓铮铮，后是忧心如织，苦苦撑持。

　　我以为，此书在回答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的时候，摒弃了“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的一般性答案，可算最大亮点。傅国涌说，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书中提到的民生公司即为佐证。宋子文几次想插足民生不成，1935年宋子文、宋子安的资本就已渗入民生，宋子安还做了董事。1938年秋天，宋子文经由中国银行给民生投巨资，想当董事长。卢作孚经再三研究，决定让宋当董事长，但不接受投资。1941年，宋趁民生经济困难、扩股之际，又想通过中国银行加入60％的股份，民生的对应之策是由18家银行分别认购700万公司债，以一债多主来对付宋的大资本并吞企图。

　　傅国涌行走三年，南去北来，追寻一代商雄的遗踪，所要做的就是还原那些历史细节，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交付读者风貌各异的原生态的“故人”。所谓“史”的真正生命力，大约就是“人”。在辉煌或凋落、成功与失败的跌宕中，不管是大生纱厂、民生公司、申新集团，还是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华码头，以人为“本”，便有了坚实的依托。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现代之胜利者》，其中有两个中国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张謇生平最喜欢用的花押是“自强不息”，办事做人，坚持“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字原则。穆藕初即使在身处困境，仍常常谢绝馈赠，依然保持着乐观。豫丰是穆藕初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纱厂，苦心维持了17年，他曾说：“对于豫丰，我花费的精力最多，但是各股东红利分文未得，深为愧疚。连血都喷得出。”“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是卢作孚在北碚提出的口号，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准则。晏阳初称他是“完人”，他儿子国纶说“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自杀）。”无论如何，世上再无张謇、穆藕初和卢作孚，人格魅力如空谷足音，大约只能梦里依稀了。

　　当然，近代企业也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张謇，在创业初、中期，舆论好，机会好，以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主张关税自主，被媒体称誉为“执东南牛耳”；以高利息、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信用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并与多数银行、钱庄关系密切。加上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顾及打压中国民族企业。但张謇办实业无计划，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一度要在南通办9个纱厂；亦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到他晚年，制度形同虚设。此时，舆论也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内部团结也出现问题，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张和侄子张孝若不和，大生其他元老与张孝若不和等。上述情况无异于釜底抽薪，大生公司不倒才怪。

　　作者的意图，后记中说得很清楚：“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著”，“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可以跟进的。”的确，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血的本土资源。企业家阶层是近代的产物，从张謇到卢作孚，丰伟的实绩本身已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