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态势十分明显，政府及时果敢地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出手之快、出拳之重”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我们相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加大投资规模，积极改善民生，是抵御金融危机、撬动国内需求、提振股票市场、防止经济衰退的最强劲力量。

　　⊙王辰

　　11月9日，我国政府明确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进行重大调整，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抵御金融危机、撬动内需、提振经济的果敢举措。受此消息影响，11月10日上证指数大涨7.27%，并带动亚太股市强劲反弹。时值初冬，因受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初露“寒意”。“十项措施”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强烈推出正当其时，对于撬动内需、扩大投资、提振股市、拉动增长将会起到“纲举目张”的显著效果。

　　一、中国经济增长初露放缓态势，要见微知著防止经济衰退

　　前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判断分歧还很大，乐观论、悲观论莫衷一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经济下行趋势逐步明朗，争论就慢慢少了。但面对宏观经济明显的下滑态势仍然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即使下滑也是政府调控的结果，而非经济本身下行趋势的来临，在宏观政策上主张不放松从紧的调控措施，甚至仍然把抑制通胀压力作为首要目标。我们认为，宏观调控最可怕的就是方向性错误，正所谓“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方向错了，政策力度上适度不适度都是错误的。

　　中国经济放缓的态势才刚刚开始，要努力避免经济走向衰退。作出这一方向性判断，首先来自最直观的经济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GDP增长了9.9%，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长了9.0%，较二季度的10.1%下降1.1个百分点，也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正是宏观调控的结果，是政府愿意看到的”，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在央行放弃规模控制的情况下，信贷增长仍然缓慢，说明经济主体扩张意愿减弱，贷款需求减少，银行也因企业不景气而惜贷。可见经济下行不完全是宏观调控的被动结果，更多的是在内需不振和盈利下降的悲观预期下经济主体的本能性反应。而最近政府已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在较短时间内一改连续加息为连续降息，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的强力推出，足以说明经济下行趋势非为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们分析未来经济走势，当然不能局限于季度发布的GDP数据。一些先行的实物经济运行指标其指示性更有参考价值。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极强的电力消费数据近一个时期出现大幅下滑。1-9月全国用电量同比增速为9.67%，比去年同期回落5.47个百分点。而9月用电量增速只有6.3%，显示经济放缓态势十分明显。电力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在于，为经济运行所必须，同时又没有库存因素影响，因而是观察经济前景的重要先行指标。

　　再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看，钢铁、汽车、房地产、建筑、煤炭、纺织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回落态势都非常明显。今年8月份，纺织业增速为8.9%，而去年同期是14.4%；钢铁业增长8.1%，而去年同期是19.0%；轿车产量下降6.0%，而去年同期增长17.1%。汽车库存量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房地产下行则走得更快。煤炭需求也大幅下降，不得不限产保价，现在限产了价格还是保不住。

　　港口货物吞吐量也是判断经济走势的参考指标。今年以来我国港口吞吐量增幅继续回落。10月份我国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预计完成4.7亿吨，同比增长6%，增幅比上月减少2.1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下降，为今年最低水平。

　　二、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因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美欧日经济举步维艰，中国出口倍受影响；而短期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也不现实

　　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但国际金融风暴对中国出口影响深远。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出口主要面临两方面风险：一是在金融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的风险下，外部需求持续减弱的风险；二是汇率波动的风险。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迹象明显，主要出口目的地欧、美、日等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出口。应该看到，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领域尚局限在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对外需的影响还只是刚刚开始。我国出口放缓首先体现在对美国出口的放缓，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欧日经济也必将放缓，对欧日出口也已经开始下滑。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新兴市场经济体，东盟、印度、俄罗斯等经济体也将收缩，对其出口也将下滑。随着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并开始影响实体经济。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回潮，我国同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将会增加。

　　由于外部需求萎缩，会影响到出口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外需减少我们几乎不能扭转，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自然寄希望于内需。内需无非是消费和投资。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过高。为改变这一格局，我国政府多年来积极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强。但是消费是受收入增长限制的，今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物价上涨，企业利润减少，股票市场一路暴跌，加之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短期内进一步提高消费增速并不现实。

　　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加快改善民生的公共品建设，加大投资力度，是保增长防衰退的最有力举措

　　外需疲弱，消费基本稳定，那只有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也只有投资是可调控的。近几年来经济增长保持10%以上的速度，应该说是一个较快的健康的增长速度。可是增长一快总是说偏快了、过热了，希望把速度压下来。从哪里压起呢？政策的着力点总是压投资。前一时期，严防“三过”，实行紧缩政策，客观而论有些过分了，没有及时放松。当然，没有想到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这么快。

　　我们知道，在经济上升时期发展社会资本（社会基础设施）会导致投资膨胀、加剧经济过热。现在外部需求疲弱，消费不振，经济开始下行周期，正好是加大投资、发展社会资本的好时机。社会资本投资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手段。况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尚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地区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都对社会资本建设具有内在的强烈要求。当前加大投资力度，促进社会资本建设，既可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又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业，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可谓一举数得。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就是体现了促进社会资本建设的宏大构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幅提高，重点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改善民生、服务民生的公共品建设，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集中解决民生领域的这些历史欠账。这两方面就是当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狭义和广义的范畴。实施这些工程建设，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进度，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前不久国务院批复的“十一五”铁路建设总规模从此前的1.25万亿元提高到2万亿元，是国家以投资促增长加快社会资本建设的一项有益的重大举措。近几年我国公路建设成绩显著，公路网基本完善，但铁路建设明显滞后。现在提出加快铁路建设，我认为是极其可取的。中国和美国国土面积相当，美国有27万多公里铁路，而中国只有7万公里，差距很大。考虑到目前铁路建设投资规模为1.2万亿元，意味着今后两年年均将新增4000亿元铁路投资。由于房地产业出现下行趋势，钢铁、水泥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现象，而铁路与房地产一样对钢铁、水泥、工程机械、机电设备等行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教育、医疗、社保这“三座大山”不解决，民众消费水平就不可能根本性提高。这次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中突出了改善民生的安排。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电网等；加快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进行改造等；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长远影响。

　　现在提出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撬动内需促进增长，无疑会受到一些疑虑。前一阶段讨论利用社会资本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有人就说这是老套路，治标不治本，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促进经济增长本来就没有什么治标与治本一说，没有什么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宏观经济政策。硬要抠教条，那我们知道就本质而言，积累（转化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还有种观点认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利于转变增长方式。其实这也是误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没有必然联系，而调整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加大投资规模来实现。还有可能存在的担忧是怕政府投资挤占民间资本投资，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这次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主要是公共投资，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为民间资本优化了环境并对民间投资具有引导作用。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在全球经济环境不佳，外需减弱，消费增长难以大幅提高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保证社会就业，保持强有力的政府投资，加快社会资本建设既具有应急效应又具有长期作用。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出手快、出拳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向明确，后续将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面对经济下行趋势，当前财政货币政策都要以保增长为己任，向积极和宽松的方向调整。财政政策对经济调节的作用较为直接，财政投资可以直接扩大社会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乏力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0年前，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就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比上次亚洲金融蔓延快、危害大，我国政府再度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投资规模，对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必将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搭配，是启动内需拉动增长的“两个轮子”。这次在政策基调上使用“宽松”的提法，也是十多年来货币政策中的首次使用，其政策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通胀压力已经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从今年9月份起，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灵活审慎地调整了。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央票发行，取消对信贷规模的控制，货币政策也可谓重拳频出，当然还没有到位，后续政策仍将稳步推出。存贷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年内可以再予下调一两次，明年继续下调，直到总需求不足的状况扭转为止。

　　中国经济存在确切的下行风险，采取政策上的果敢措施可以防微杜渐、迅速见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必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而且将有助于全球经济渡过金融危机。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交通银行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