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性贫困，就需建立与当代世界人类社会活动更相匹配、更加科学的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一种科学价值观。科学发展理论是对西方传统主流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 其理论意义超越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邹平座
在新世纪的开端，全球经济又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西方主流经济学遭遇了历史性的贫困，这种贫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为深刻。所以，时代呼唤科学的价值观和发展理论。
美国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严峻挑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金融危机表面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的创新过度引起的，但根源却在于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效用价值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100多年的时间中，这种价值观所具有的缺陷，已渗透到经济和金融的每一个细胞，积重难返。
第一，效用价值论的侵蚀。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正是由于效用价值论中的主观性及主观性与客观条件的脱节，使得金融市场的定价系统失灵，消费信贷的发展已突破了个人劳动偿付能力的底线，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发生了系统性断裂，从而使金融危机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市场内外部价值关系的混乱和外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助长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理论误导下的经济决策和战略失误。美国金融危机是由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误导下所产生的一连串错误政策和战略导致的。这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调控失当。只注重总需求管理，忽视总供给管理，使经济秩序变得更加混乱。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的兴起，对基础资源的需求陡然增加，使世界原有的供需曲线断裂，出现了价格上升。
当时的美国经济政策仅仅基于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货币政策理论，没有在增加有效供给上采取措施，却采取了单边控制总需求的办法。结果使得原有的供给缺口不断扩大，物价持续上升，就业形势出现逆转，居民收入下降，引发了次贷危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又迫使政府被动地向金融系统大量注入资金“救市”，结果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滞胀和混乱。
设想，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主动地注重供给管理，增加有效供给，压缩不合理需求，也许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框架，使得经济政策的本位主义特色较浓。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新变化，以及各种错误的贸易壁垒政策，都会使一国国内居民收支出现恶化。在本轮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如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进出口（尤其是限制技术进出口）的法案和政策,打击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创新动力，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经济危机还可能会进一步深化。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格机制与价值函数脱节，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缺陷，对指导美国经济政策和战略产生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中实现了高速发展，经济增长、消费都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一方面,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导致不堪重负的增长；另一方面,二次大战后至今形成的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以及当代金融市场的价值传导机制, 美国在客观上可以成功地把本国国内巨额透支未来的欠账分摊到全世界。这动摇了美国和美元的霸主地位及世界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各国经济也受到巨大损失。
第三，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边界。美国金融危机进一步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和原教旨市场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经济调节需要“无形的手”，但更需要“看得见的光明”。
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美国有大量生产却未能提高生产力，也没能创造出价值，使得经济表面增长的同时生产力却相对弱化。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类似公平与效率不对称、贫富悬殊和精神衰落等经济和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动荡和不满，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对经济产生冲击并制约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了社会冲击型的经济危机。
一些意见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触发点是房地产业。但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最初的触发点，是经济和（分配）政治生态失衡。“生态失衡型”经济危机是经济在自然空间出现了断点，使得自然大系统中主要的经济变量出现了失衡，这种失衡对市场产生了冲击，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导致“生态失衡型”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其一,在自然大系统中价值链条被打断，从而引起价值体发生了“多米诺”式崩溃，最终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其二， 在自然大系统中，出现了价值体的结构性失衡，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富人过多吞吐财富的失衡；在市场的内在动力驱动下，社会发展超前于自然供给，出现了社会发展与自然供给的断层。
如果认真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到,由于全球资源供给 (相对需求增长)不足引起物价上涨, 以及为应对物价上涨，美国本能地从本国利益出发、长期对世界储备货币美元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 转向（被动）紧缩性货币政策，加上缺乏价值约束的金融体系过度透支未来以及不确定利润、一直逆紧缩政策目标而行，组合引发了金融系统的价值链条断裂。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金融危机是“生态失衡型”经济危机的表现。
极端个人主义和原教旨自由主义有必要在社会平衡法则和自然衡久法则面前止步，一旦超出了这两个边界，就会发生系统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观：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将会是世界经济模式的一个转折，同时也将推动经济学在当代世界的重建和新生。在“21”这个人类新世纪，经济学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基础性命题之一，是要超越西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性贫困，建立与当代世界人类社会活动更相匹配、更加科学的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价值理论的跨越：科学价值观正在形成。价值理论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交点。在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既有条件下，统筹和吸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效用价值论等价值理论的精华，建立科学的新价值理论，已经具备了其所要求的条件和实现的可能。中国国家执政党共产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正一步步（渐进地）形成系统的科学价值观理论思想。这一价值理论基础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科学）规律，也尊重了中国的现阶段发展实情。
科学发展观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科学价值观。
在理论上，科学价值观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本土自我衍生的传统文明。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主义思想，本身具有超越一般阶段性和历史性局限的内涵，一旦经过现代理论化和技术化武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精华，即从劳动的视角来把握价值运动的规律。此外，我们要承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自身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尤其要与中国的自然主义文明及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人类世界已积累的其它最先进的价值理论结合起来，与中国现今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现实结合起来，与当今已被证明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具体实践模式结合起来。
三是西方传统价值理论的精华。效用价值论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于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现象有重要意义。
科学价值论发展的当务之急， 是建立科学价值论的社会综合发展逻辑分析体系以及经济技术体系， 完善价值内涵，并使价值内涵的表达语言相对科学，使科学价值论变成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世界 “通用”语言，增强这一价值理论实用性和有效性。
第二，科学发展理论含有的历史性贡献。科学发展理论是中国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也是中国本土文明自然演进的结果，合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科学发展理论提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型，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问题，将有望化解经济滞胀难题。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统筹与协调，着力于人文、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强调对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
科学发展理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分析的市场局限性，提出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是对西方传统主流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其理论意义,在当前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超越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科学发展观也提出了统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建立全球经济发展模型，突破西方主流传统经济学以国别建立分析模型的局限，促进一国经济决策考虑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但仍没有实现全球政府间经济决策合作体的历史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争取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
第三，民族的崛起与复兴需要科学的理论。为实现一个长盛不衰的经济， 一定要有一个强大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支持。
中华民族在历史性的崛起与复兴中，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支撑，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灵魂。否则，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际不利因素的牵制，金融业也容易被国际金融危机所伤害，政府决策也会出现失误。有幸的是，当代中国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并且正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建立科学发展的理论、技术与决策体系，既可以在兼顾长效要求的同时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在应对短期问题的同时化解深层次矛盾，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个民族历史性的崛起与复兴需要伟大的理论。
目前仍需要集中力量，建设专门机构，研究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技术体系。可以预见，建立在科学发展理论之上的未来中国之路， 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并有望为人类文明繁衍奠基一个新历史里程碑。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