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11月13日评论

　　保持货币稳定是第一要务

　　人们普遍对20国峰会寄予厚望。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那就是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最近距离地勘察华尔街的贪婪。

　　不难想象，他们详细讨论了跨国管理机构或是全球委托管理这样的问题，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得要领。真正的问题在于——世界货币秩序的紊乱才是罪魁祸首。今天，各国企业家们由于货币升值而不能吸引国外投资，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则通过货币贬值将全球金融资源引向泥坑。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范围内为什么就不能使货币的币值与市场的实际相配合呢？原因说来简单，因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变得变幻莫测，使得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束手无策。这样，在理性货币体系缺席的情况下，资本对纸上利润的刺激变得疯狂起来，以至于价格信号在全球变得非常扭曲。

　　讽刺的是，当上世纪60年代，人们担心美国会滥用美元的主导地位而出口国内通货膨胀时，戴高乐便提出了“黄金，没有国界”的说法，要求世界重返国际“金本位制”。

　　其实，这是一份重要的遗产！

　　为了稳定货币秩序，现在看来，是要将目光放远、不为当前危机障目的时候了。（张金翠 编译）

　　《纽约时报》11月 14日保罗·克鲁格曼专栏

　　衰退经济卷土重来

　　经济新闻持续恶化，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将会发生另一场大萧条。然而，我们的确已经进入我称之为衰退经济的范围。当衰退经济来临时，经济政策的惯常规则不再适用：美德变成恶习，谨慎变成冒险，远见变成愚蠢。

　　最近，实际的联邦基金利率已降到平均不足0.3%。基本上，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没有进一步降低的余地了，也就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经济下滑的动力。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将会导致消费者支出的进一步减少。欠缺的消费支出将会造成商业投资计划的削减。不断弱化的经济将会造成更多工作机会的缩减，这就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缩减周期。

　　要跳出这种向下的螺旋，联邦政府将不得不以更多支出和向那些贫困人口施以更多援助的形式提供经济刺激。而且，除非政治家和经济官员能够超越一些传统的偏见，这一刺激计划将不会很快实现或不够有力。

　　偏见之一是对赤字的担心。在平时，担心预算赤字是对的——财政的责任是一项我们在危机过后需要重新学习的美德。然而，当衰退经济来临时，这种美德变成了恶习。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7年过早平衡预算的努力几乎毁灭了“新政”。

　　偏见之二是认为政策必须谨慎制定的信念。在平时，这一点讲得通，然而，在当前情势下，谨慎就是冒险，因为恶化所需要的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任何行动上的拖延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灾难。政策反应应当尽可能地精心制定，但是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偏见之三是，在平时，政策目标中的谦逊和远见是好东西。然而，在当前，做得多总要比做得少要好。如果刺激计划多于所需，这种冒险就意味着经济可能过热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如果刺激计划太小的话，美联储将无法采取措施来弥补差额。因此，当衰退经济来临时，远见变成了愚蠢。

　　所有迹象表明，新政府将会出台一个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我的估计是，有6000亿美元。                             （张金翠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11月11日社论

　　两岸接近改变日本经济战略

　　台海两岸在经济方面迅速接近。相关活动关系到台湾海峡的稳定，同时两岸关系的进展也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合作。日本政府和企业必须做出战略性的应对。

　　今年5月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重开正式对话。本月上旬的陈江会谈事实上实现了“三通”，经济和实务上合作将得到更大发展。比如，在上海和台北间没有直航的时候，在香港转机大约要花费6个小时，现在仅需一个半小时。这将加速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经济发展。海空货物直航将使来自台湾的半导体零件可以及时顺畅地满足大陆各地的需要。而且两岸此次还同意开设金融当局的联络窗口。

　　日本企业不应再把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两岸当作不同的市场分别对待，而应重新构筑两岸市场作为一体的战略。（梁宝卫 编译）

　　《金融时报》11月13日 文章

　　重建经济体系 莫忘底层群体

　　世界领导人正在积极设计世界经济体系的新版图，新的架构将被实施。然而，这项努力如果不考虑数十亿生活在贫困线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们，新的计划也将会失败。虽然像非洲这样的与现代世界金融体系似乎处于疏离状态的地区，看似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但经济萧条的震波也会使该地区更加贫困。现代化的多边贸易必须伴随着金融的国际化而全面均衡地发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必须保证经济机会和责任能被更广泛地分享。

　　这一潮流迸发的时刻提供了观念复苏的机会。

　　首先是托宾税，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小于0.5%的交易税。全球的外汇交易数额巨大，即使对其课征税率很低的税收，也能筹集到巨额资金。如果将这笔巨资用于全球性收入再分配，那么就能对世界有极大贡献。

　　第二，必须使从碳交易得来的收益能形成反馈发展的渠道。正如德国已经显示的，这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它涉及在生产能源的同时创造使污染者减少污染的刺激机制。这是一种将穷人带入全球经济的、与体制无重大冲撞的创造收入和工作的方式。

　　第三，保护主义要有新的发展。“让贫穷成为历史”召唤我们需要为非洲争取一个独立的贸易交易地位，这意味着要能帮助地区之间的融合、确保市场渠道的畅通、完善基础设施等等。 （贺艳燕 编译）

　　《卫报》11月13日专栏文章

　　带着独立性来合作解决问题

　　要使得国际性金融机构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眼下有两件事情必须实施：更多的钱以及改善的能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权利的统治结构，特别是巨大的新兴市场，使他们在关键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外汇储备巨大的国家，如中国、巴西、俄国还有海湾地区的国家投资多边金融机构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际声望，更重要的是面对如此复杂重大的问题，没有国家能独自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集合所有国家的力量从公共利益出发，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已经生动地向我们显示了在高度联系的全球经济下，稳定性和信用的至关重要。一极经济力量的变动就可能动摇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借助有效的工具来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及时警告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我们需要利用经济、科技等来联合解决的问题还有如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危机等涉及面广且重大的议题。 新兴市场能在G20会议上通过资本注入的方式要求得到更多在国际机构的发言权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美欧也应该以释放权利的态度换取更广泛的支持来避免陷入持续的衰退。总之，独立性和合作解决问题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