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高达4万亿人民币之巨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还是通过“较大程度地”扩大投资和“一般程度地”扩大内需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它的逻辑起点是国外恶化的环境影响到了国内的出口，所以欲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需求来弥补由于出口增长受阻造成的增长缺口。

　　但问题是，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通过相关政策诱导居民消费需求代替投资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比如通过减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是在这项经济刺激方案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降低居民所得税的内容。

　　从历史数据上看，在拉动GDP增长的投资、需求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以来已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了。投资的好处是政府的主动性强、见效也快，缺点在于在已经比较大量的政府投资基础上，再大幅增加政府投资，势必挤占私人投资；同时，重复建设、浪费的现象也可能出现。

　　所以，如果眼下的经济下滑只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话，那么一个以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用于减弱短期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是有效果的。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经济困难只是“需求冲击”导致的吗？

　　我们想提出一点不同看法。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外需求疲软，从而影响到中国国内产品的需求下降，这只是本次经济下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根源来自于供给方面的冲击。

　　所谓“供给冲击”包括“有利的”供给冲击和“不利的”供给冲击，前者包括科技进步、知识创新等降低供给成本的因素；后者包括油价上升、劳工福利制度等增加供给成本的因素。“有利的”供给冲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使得价格水平下降；而“不利的”供给冲击却会使经济出现“滞胀”现象，正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所体现的那样。

　　那么，中国的“供给冲击”来源于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供给冲击”主要是制度性的。首先是《劳动合同法》，该法律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客观上加重了企业的营业负担。

　　其次，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阶段性的停滞”。前期改革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能量已经在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现。在完全转轨实现之前，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快速增长依旧需要更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促进，比如建立和谐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企业经营的非经济风险，从而减少企业经营成果的耗散等等。没有这些改革的继续推进，中国的企业很难走出当前的困境。比如，中小企业的融资与监管问题。事实上，今年以来浙江省倒闭的数家大型企业都借有巨额的民间“高利贷”。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正是中国金融体制存在着大问题的体现。

　　把上述两种制度性“供给冲击”，与前面所述的“需求冲击”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发现主要立足于“需求管理”的这项经济刺激政策会有不小的局限性。

　　在“供给冲击”的影响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明显好转，最多只能进行一些试探性的投资。所以，真实的货币需求量实际上会减少。然而为了配合这项4万亿之巨的经济刺激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会增加货币的供给量，其结果就是引起通货膨胀。而此时的经济增长率却不会因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提升，因为政府投资并没能有效地将企业的投资热情诱导出来，政府的政策没有涉及阻碍企业投资热情的“供给冲击”。

　　所以，尽管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轰轰烈烈”，说起来只是一个“降落伞”，可以使得中国经济从高往下走时受到的振荡尽可能地轻一点，却并不一定能够像多数经济学家所推测的那样，将为2009年的GDP增长率提升两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政府应该随之提出“计划二”，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解决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恶化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企业的制度环境活了，中国的经济才能活。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