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武宿机场出来赴市区的一路上，有“龙城”美誉的太原市逐渐露出全貌：远方的天际和整座城市连成一体，中间连绵蜿蜒的建筑群将千年古城勾勒得轮廓分明。但随着大巴慢慢驶入市区，却看到空中忽而有大片灰蒙蒙的尘埃遮天蔽日，其中更裹挟着一团团白色烟雾直冲云霄。尘雾久久不散，在城市上方翻腾不绝。

　　据说，这就是所谓的“霾”——一种因大气中悬浮了大量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导致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降低的天气现象，在山西很多地方都能常常见到。

　　这种天气正是李猛近两个月来心情的真实写照。身为山西民营焦化龙头——安泰集团的总裁，李猛和当地所有的焦化企业老总一样，先是亲历了今年上半年焦炭市场的火爆，也在随后很短时间内品咂到行情逆转的苦果。

　　中国化工网数据显示，从10月初到10月末这一个月时间内，焦炭价格从2450元/吨暴跌至1350元/吨，跌幅高达44.89%，在所有化工品中位列跌幅第二。至于煤化工的另两大主力品种——二甲醚和甲醇同样出现价格暴跌，跌幅分别达到25.58%和22.81%。

　　“焦炭价格的下跌几乎是自由落体式的，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李猛向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价格不是跌得这么快这么猛，企业在原料采购和排产方面就有一定预期，不会出现这么被动的局面。

　　就在两年前，煤化工的大发展还一度被寄予厚望。当时，国家发改委的一份《煤化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曾透露，2006年至2020年，中国煤化工总计拟投资1万多亿元，计划在全国打造七大煤化工产业区。

　　如今，整整两年过去了，早就成文的《规划》仍束之高阁。非但如此，国家发改委更在今年8月份下发了《关于加强煤制油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要求，除神华集团煤炭直接液化项目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与南非萨索尔公司合作的宁东煤炭间接液化项目这两个示范项目外，一律停止实施其他煤制油项目。

　　一瞬间，曾风光无限的煤化工进入到一个生死存亡的拐点，令业界魂牵梦绕的万亿投资之路如今却又走向何方？

　　⊙本报记者 陈其珏

　　煤焦化“全军覆没”

　　“10月份起焦化行业已陷入全面亏损。”这是中国炼焦行业理事长黄金干在上月调研了山西各大焦化企业后给出的结论。

　　就在10月底于太原召开的一次有当地主要焦化企业参加的煤化工论坛上，记者也曾对与会焦化企业进行一番摸底调查，之后发现，企业中约有近1/3已经停产，近七成企业开工率不足50%。

　　而在有“焦化城”之称的山西洪洞县焦化工业园区可以看到，当地一家大型焦化企业产出的大量焦炭已堆积如山。一位与会人士透露，其库存总计约有10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及时消化库存还是企业的第一要务。”李猛告诉本报记者，焦化企业当前应当尽可能抓住订单。只有当库存降下来了，企业压力才会减轻，才能更好地研究对策。

　　据他介绍，安泰集团的处境在当地焦化企业中还算比较好的，因为公司既有出口业务，又有宝钢、阿赛洛米塔尔这样的知名大客户。但即便如此，客户的需求也在减少。故此，公司减产在所难免，但还不至于关炉。

　　相比之下，另一些实力较弱的焦化企业却已被迫走到关炉的窘境。

　　“关炉就等于把炉子给毁了，意味着几千万投资一下就没了。”山西省焦化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首席煤化工顾问胡益之心急如焚地对本报记者说。

　　通常情况下，焦炉一旦运行就不能停止，否则，就会因热胀冷缩的关系造成漏气，而漏气的结果就是焦炉毁坏。

　　记者从山西省中小企业局了解到，目前，山西的临汾、长治、晋中、运城、吕梁等市大部分焦化企业都处于限产状态，企业亏损严重。而洗煤、焦、钢、铁、铸造等行业的中小企业几乎全部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目前焦化行业已到了最低谷。”在向本报记者介绍当下国内焦化企业的艰难处境时，山西省焦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赵涂家难掩心中的焦虑。“据我们统计，目前山西焦化企业限产都在50%-60%以上，有的企业老板要求关闭焦化炉，因为即使关炉的损失也比每天向炉里填煤好得多。”

　　胡益之认为，企业这么做，说明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看好。“现在看来，没有三、五个月，行情不大可能好转。”

　　而对焦化企业来说，一旦目前的形势持续三个月以上，则倒闭潮很可能接踵而至。山西另一家大型民营焦化企业金业集团的董事长张新明透露，以金业集团的现金流最多还能维持两个月，如果明年初焦炭市场回升无望，企业只有关门倒闭一条路。

　　记者另从当地知情人士处获悉，就在数天前，山西省内已有两家中等规模的焦化企业惨遭低价拍卖。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行情何时好转，焦化企业当前根本无从判断。李猛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情况下，对市场趋势的判断没有依据也没有能力。

　　短短两个月中，煤焦化如同玩了一把“蹦极”，原因何在？据胡益之介绍，焦化企业的原料是焦煤，产品则是焦炭，后者中90%供应给钢厂。“但最近几个月来，钢价大跌，需求大减，而煤价尽管也跌，却没有钢价跌得这么快。这直接导致焦炭需求急剧萎缩，利润大幅缩水，甚至有的企业买煤的钱还抵不上卖焦炭的收入。”他向本报记者道出焦化企业日子难过的根本原因。

　　“危机出现后，山西焦化企业联盟也开了多次价格协调会，但效果并不显著。”赵涂家表示，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如果不卖的话，则资金无法周转；而卖又卖不出去，于是出现大量积压。

　　他向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过去，焦化企业都是等着钢铁企业提着钱袋子来找焦炭，一手钱一手货；现在却是焦化企业求着后者来买，钱晚点付也行。

　　“今年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胡益之坦陈，2006年焦化行业曾遭遇过一段困难期，但当时情况是逐渐变差，而今年却来得非常突然。尤其是上半年钢价、煤价一起大涨，焦化市场一度非常疯狂。“焦炭价格甚至卖得比土豆还贵，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某种程度上，这次大跌也是一种理性回归。”

　　煤制油蹒跚而行

　　焦化的溃败只是整个煤化工行业在金融海啸中风雨飘摇的“冰山一角”。

　　按不同的工艺路线，煤化工可分为煤焦化、煤气化和煤液化；按不同的产品路线，煤化工又可分为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醇醚、煤焦化-焦炭-电石、煤气化-合成氨等。其中，煤制油、煤制烯烃和煤制醇醚类等属于新型现代煤化工，煤焦化、氯碱和合成氨制尿素等则属于传统煤化工。

　　但如今，上述煤化工各分支都不同程度遭遇冲击，其中包括被视为具有替代石油战略意义的煤制油。

　　作为中国煤制油行业的领跑者，神华集团在内蒙古的煤直接液化项目原定8月份投产，但此后不断拖延。神华集团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目前项目建设已经完成，之所以延后投产的原因主要从安全因素考虑，因为当地天气变得非常寒冷。至于具体的投产日期尚未确定。

　　而另一位接近神华的权威人士则透露，该项目的一再推迟，表明其在技术上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难关。“这本身就是个新东西，原来只在实验室里成功过，如今要放大这么多倍，遇到问题是很正常的。据我所知，这一项目目前仍在调试中。”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29日，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曾开车试运行，但在50%的低负荷运行状况下，不到7个小时就发生故障。5月5日，在排除部分设备缺陷和调整工艺后二次开车，尽管成功运行了100小时左右并生产出氢气，但同时也出现了平衡阀和蒸汽阀异常的问题。

　　而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外，一个更大的风险还在于作为替代对象的石油，其价格今年出现了巨幅波动。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凤起认为，煤制油的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国际油价。过去一般认为原油价格在40美元以上时，煤制油是有吸引力的。

　　“不过，应该看到，煤制油的成本也在提升。过去煤液化燃料生产成本约在2000－2400元/吨（褐煤价格按150元/吨，烟煤价格按180元/吨），如今煤价上升到350元/吨，生产成本也上升到2810－3020元/吨。”周凤起说。

　　此前据神华集团的核算，煤制油成本价约为每桶45美元。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另一位前任所长周大地近期却公开表示，如果未来油价回落到每桶60-70美元，煤化工项目可能会变得无利可图。在他看来，国家发改委叫停煤制油项目是明智之举。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位人士也对煤制油的经济性颇为怀疑。“一开始说每吨油需耗煤2.5吨，但后来发现需要4吨煤才能出1吨油，且每100万吨煤制油项目仅工艺装置投资就高达100亿元。考虑到国内煤价已从过去每吨200元上涨到800元，综合测算，煤制油成本价已经高达80美元。”

　　而至昨天截稿时，纽约交易所电子盘主力原油期货合约仅报53.77美元。“为什么国家发改委要叫停煤制油？就是想让神华一家先做试验，等试验成功了再推广。如果大家都一窝蜂上马煤制油，都去做试验，那么，一旦不成功，损失就非常大。”周凤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煤制油本来就有风险，这其中就包括价格风险、技术风险等。”

　　在他看来，中国是否要大力发展煤制油还很难下定论。“发展不发展要看试验的结果，如果不好的话，就要坚决叫停。就算试验成功了，也要再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尽管如此，神华煤制油项目一位内部人士仍极具信心。他告诉记者，投产只是时间问题。“过去我们在实验时曾经实现过15天稳定量产，相信只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就能顺利运行。”

　　风险与机遇并存

　　煤化工一度被视为保障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但出现今年这一幕却令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周凤起看来，高油价是发展煤化工尤其是现代新型煤化工的最根本原因。我国是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因此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新型煤化工，不仅是出于经济性的考虑，更是出于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但由于煤化工是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产业，同时还面临着技术、市场和资源环境约束的风险，因此发展煤化工既有机遇也有很大的风险。

　　“应该看到，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对煤炭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资金和社会配套条件要求较高，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承载能力，出现了盲目规划、竞相建设煤化工项目的势头，如不及时纠正，必将带来巨大损失。”周凤起说。

　　其中，煤炭资源的制约是首要问题。煤制液体燃料用煤量大，一座年产250万吨的煤炭直接液化厂，年需要煤炭1100万－1500万吨。如煤制油工厂服务年限50年，煤矿回采率40％，需要可采储量13.7亿-18.7亿吨，而且要求煤质稳定。

　　在水资源制约方面，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而目前规划的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处于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水平的十分之一。“一个百万吨煤制油厂可能要消耗千万吨的水。不合理的煤化工规划将会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周凤起说。

　　最后，煤化工产业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作为一个高污染、高安全要求的行业，煤化工项目大多处在煤炭主产区，环境容量十分有限，通常排污总量已经用完。有没有排污容量是新上项目的必要条件。另外，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CO2排放也须引起注意。一个年产油品300万吨的间接煤液化厂，原料煤生产部分排出的CO2就达880万吨。

　　“总体上，煤化工技术在‘十一五’只处于产业化示范阶段，主要工作应是完成产业化的示范工作，而不是铺摊子。规模化发展可能发生在‘十二五’中后期或2020年前后，届时必须合理规划，有序发展，促进煤炭向深度加工发展。”周凤起对本报记者说。

　　事实上，今年出现的这一重大产业变局正是前几年疯狂扩张种下的恶果，这足以让整个煤化工行业展开反思。由于当初投资热情高涨、产业推进过快，相当一部分煤化工项目如今已深陷于自己挖掘的产业“黑洞”之中——所谓“风险”已凸显无疑。

　　“现在一个更大的风险是，很多焦化企业都在考虑减员。一旦出现大规模减员，则可能给社会稳定也带来影响。”胡益之对此不无担心。

　　据山西省中小企业局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以来山西省中小企业停产倒闭8000多家，影响就业人数40多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作为当地产业支柱的焦化企业，如吕梁的大土河集团一周内就裁员7000余人。

　　胡益之透露，现在焦化企业最大的期望就是国家能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例如出口退税的优惠能否恢复。过去，我国焦炭出口可获退税15%，但后来不仅退税取消，更须另外加征25%的关税。

　　“我们希望政府能对焦炭出口关税有所调整。另外，高昂的煤价一直是焦化企业的沉重负担。如果政府对煤价也能有所调控，则同样能帮助企业脱困。”李猛说。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最新推出的4万亿拉动内需计划令焦化企业现出一丝生机。后者期待基础设施建设能拉动钢铁需求，继而带动焦炭市场的回暖。

　　“但也应该看到，国家政策在出台后会有一个过渡期，行业需求受到影响至少要在四五个月以后。即便拉动内需政策落实到位，焦化行业的回暖也要到明年五六月份。”山西当地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焦化企业老总对本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企业还是应该从最坏处考虑。一旦政策落实不力，则焦化行业的困局将延续到明年八九月份甚至更久。

　　气化煤或成煤化工新路径

　　在当前煤焦化企业已然焦头烂额、煤液化行业又遭遇政策“棒喝”的时点，整个煤化工几可用一片惨淡来形容。有些市场人士甚至怀疑这个行业是否已到了穷途末路。

　　能源战略专家、《中国改革》杂志顾问武建东并不如此认为。在他眼中，占据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近7成的煤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而关键在于一种合理的使用方式。

　　胡益之也表示，煤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绝对不应只被当作煤来用，而应让它从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从我国现有的能源体系出发，能源结构调整应考虑几方面因素：一是尽快实现以气体能源为主要能源；二是应该推行石油独立供给制度；三是能源转型不能太急。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们还是应集中开发煤炭。”武建东在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时说。

　　据他介绍，我国能源结构一直都是以煤炭消费为主。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了69.5%，原油占18.3%，天然气只占3.4%，水电、核电及其他能源占7.5%。按照这样一个能源结构，水电、核电及其他能源（包括太阳能）要从7.5%的比例提升到20%，则投资规模非常巨大，估计需要2000亿-3000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而且水电、核电、太阳能都是见效周期长的行业，需要两到三年才有结果。这其中，2000亿-3000亿启动资金需要国家财政直接介入，产业投资规模更要超过1万亿元。

　　“事实上，要把7.5%的比例迅速提到20%是不现实的。有人提出要以水电、核电作为我国的主导能源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具备这种爆发性提升的可能性。”武建东认为，中国能源结构的改造就是要立足这69.5%的煤炭来改造。

　　但目前，中国使用煤炭的主要的问题是环境影响大；其次是物流成本过高，因为煤炭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需要通过海运和铁路运输，对整个中国的物流的冲击比较大。

　　为此，武建东提出：借助大规模技术革命提升煤的利用方式，将煤转变成一种清洁能源。通过气化使用煤，使中国的煤炭利用达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平。这是解决上述几大问题的一条出路。

　　具体而言，煤炭的气化销售有三种方式：一是先气化再销售。在产煤区就把煤气化，建立全国的出气管网，把气化煤从管网直接从产煤区运到消费地区。二是先把煤气化再液化冷冻起来运输。三是在维持煤炭大规模运输的前提下，强制终端用户限期使用气化煤，也被称作“整体煤气化蒸汽联合循环电站工厂”，也就是将煤炭气化再净化成合成气，把剩下的固体废渣、废料做成建材，再实现余热利用，相当于是“一煤多用”。

　　“上述三种方式可同时起步。此外，政府应注重建立全国的输气管网，将产煤区和消费区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物流成本可大大减少。”武建东称，“煤炭气化是比煤液化更高明的战略。一方面，气化成本最低；另一方面还节约了物流费用，实现‘一煤多用’的可能。”

　　在他看来，我国北方煤炭产量这么高，如果推行这一方法，煤炭价格会不升反降，因为供需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了，相当于通过国家输气管网将电厂或用户和产煤区统筹到一起。而气化煤输气管网的建设原理、建设路径基本与原油管网相同，这方面技术也非常成熟。

　　“这样的话，我们能在数年内分区、分阶段地实现能源利用转变的目标，能使占我国能源结构70%左右的煤炭实现清洁使用，且达到世界顶端水平。”武建东认为，这一点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做到这一步，则中国能源安全在未来十年内不太可能出问题，而中国的工业也能获得相对低廉的成本。

　　“为此，应使用排污收税、气化补贴的方式，迅速推进气化煤的使用计划。理论上，如果国家支持，三年内就可达到15%的气化煤水平，五年内可达到30%-40%的气化煤水平。也就是说，五年内我们就能把中国的能源使用带到一个很高的世界级水平。”武建东说。

　　在他看来，我国20多亿吨煤的气化使用和输送方式一旦得以解决，将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同时，这对中国生态环境也是有利的改善，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更是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