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这场危机，除了与全球生产、贸易、金融部门长期以来的失衡状况有关之外，也与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思潮的风云跌宕有关。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金融工程的大行其道，使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敏感，都要难以驾驭。因此，在检讨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时，如果不对西方经济思潮加以反省，要认清其病灶，恐怕是不够的。

　　如大家所知，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很少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那样，成为十分吃香的“显学”。经济学的发展不仅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有所突破，而且也以其“霸权”，对其他学科进行持续“侵占”，使得经济学的边界不断扩张。当然，在扩张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使经济学的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经济学的“帝国”不断壮大。

　　如果要做最简单的区分，离这场危机最近的思潮，大致可分为倾向于无形之手的“非干预”派，也就是自1970年代以来十分活跃的“新自由主义”一路的学说；还有一支是倾向于有形之手的“干预”派，也就是“新凯恩斯主义”一路的学说。这两路学说，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状况下，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倚重，对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其中，特别要提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1970-1980年代盛极一时，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弗里德曼因其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更是在其竞选纲领中宣布信奉货币主义，从而拉开了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的大幕。

　　以弗里德曼及其学术思想为主要代表的货币主义，尤其是后来影响深远的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一路走来，真正构成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并对19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都多少留有“货币主义”的烙印。而奉行者在推行自己设计的政策时，则未必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比如，格林斯潘，他的那套货币政策，就曾让弗里德曼表示谨慎。而对于这场危机，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研究人士，都认为，格林斯潘难辞其咎。

　　现在，面对这场世纪大危机，人们开始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疑问。这场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陷入困境。这是谁的错？是自由化过度？是有形之手缺失？是放松管制、过度放任？还是另有更复杂的原因。基于形势还在发展中，还有更多事实需要梳理，一时还不好下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金融业背离实体经济的自我膨胀，是这场危机最明显的成因。这个结论不是来自理论推导，而是来自显而易见的危害事实。

　　就目前来看，华尔街闹出的这场危机，一方面，与各中经济思潮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情况又不是那么简单，而由这场危机提出的，不只有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难题，还包括对以往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挑战，需要综合更多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新的分析思路和见解来。因此，这场危机不仅是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危机，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

　　当然，现实总归比沉思更急迫。对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来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应该保持怎样的比例关系？自由经济的边界在哪里？监管的红线在哪里？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下面，除了需要有坚实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有能够包容各种复杂因素、应对各种状况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这就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困难。

　　因为，在国际社会都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引发全球性失业大潮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拿出深思熟虑的办法来。而经济理论工作者能否在这场危机中，发现问题的真正脉络，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提出全新的理论解说，也可以说正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